西行漫記 作者:斯諾

第24部分 (第2/4頁)

口徵稅，那就是地主和高利貸者。我們對少數大商人也徵收很少的一部分稅，但對小商人不徵稅。以後我們可能對農民徵小額的累進稅，但在目前，群眾的稅全部都取消了。

“另外一個收　入來源是人民的自願捐獻。在戰爭還在進行的地方，革命愛國熱情很高，人民認識到他們有可能喪失蘇區，因此他們志願大量捐獻糧食、金錢、布匹給紅軍。我們也從國家貿易，從紅軍的土地，從自己的工業，從合作社，從銀行貸款得到一些收入。但是當然，我們最大的收入是沒收。”

“你說沒收，”我打斷他的話說，“指的是一般所說的搶劫吧？”

林祖涵笑了幾聲。“國民黨叫搶劫。好吧，如果說對剝削群眾的人徵稅是搶劫，國民黨對群眾徵稅也是搶劫。但是紅軍不做白軍搶劫那樣的事。沒收只有在負責人士在財政人民委員部指導下進行。每一項都要上報政府，只用於對社會有普遍好處的事。私自搶劫要受到嚴懲的。你去問一問人民吧，紅軍戰士有沒有不付錢而拿走任何東西的。”

你這話不錯，但這個問題的答案自然取決於你是向地主還是向農民提出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不用不斷地打仗，”林祖涵繼續說，“我們在這裡很容易建設自給自足的經濟。我們的預算訂得很仔細，盡力節約。因為蘇維埃人員每個人都既是愛國者又是革命家，我們不要工資，我們只靠一點點糧食生活，我們預算之小可能令你吃驚。這整個地區①，我們目前的開支每月只有三十二萬元。不論從貨幣還是貨物的價值計算都是這樣。此數中有百分之四十到五十來自沒收，百分之十五到二十自願捐獻，包括黨在白區支持者中間募得的款項。其餘的收入來自貿易、經濟建設、紅軍的土地、銀行給政府的貸款。”

共產黨自稱發明了一種能防止舞弊的預算方法、收支方法。我讀了林祖涵所著《預算制訂大綱》的一部分，該書詳盡地介紹了這個方法和它的一切防範措施。它的有效性似乎主要依靠集體控制收支。從最高機構一直到村，各級會計在收支方面要受一個委員會的監督，因此，為個人利益篡改帳目是極為困難的。林委員對他的方法很得意，他說，採用這個方法，任何舞弊都是辦不到的。這話可能確實不假。反正，在紅區中真正的問題顯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舞弊問題，而是如何勉力維持的問題。儘管林祖涵很樂觀，訪問後我記的日記是這樣寫的：

不論林祖涵的數字的確切含義如何，這完全是中國式的一個奇蹟，因為我們記得，游擊隊在這一帶進進退退已經打了五年，經濟居然能夠維持下來，沒有發生饑荒，整個來說，農民似乎接受了蘇區貨幣，相信它。事實上，這不是能僅僅用財政的角度來解釋的，只有在社會和政治基礎上才能理解。

儘管如此，十分清楚，哪怕是對一個象紅軍那樣靠小本經營來維持的組織，情況也極為嚴重。在蘇區經濟中，不久一定會發生以下三種變化之一：（一）為了供應市場所需的製成品，實行某種形式的機器工業化；（二）同外界某個現代化經濟基地建立良好關係，或者攻佔比目前的經濟基地水平高一些的某個經濟基地（例如西安或蘭州）；或者（三）紅區同現在白軍控制下的這樣一個基地實際合併。

但是共產黨並不同意我的悲觀看法。“出路是一定能夠找到的。”幾個月後果然找到了！這個“出路”以一種“實際合併”的形式出現。

附帶說一句，林祖涵本人在經濟方面似乎並沒有很“得發”。他作為財政人民委員的“補貼”是五元錢一個月——紅區的錢。

①當時約有奧地利那麼大。

五

人生五十始！（上）

我叫他老徐，因為蘇區人人都是這樣叫他——教書先生老徐——因為，雖然在東方其他地方，六十一歲不過是政府最高階官員的平均年齡，可是在紅色中國，同別人相比，他似乎是個白髮老翁。然而他並不是老朽昏聵的標本。象他的六十老翁的同輩謝覺哉（你可以常常看到這一對白髮土匪在攜手同行，好象中學生一樣）一樣，他步履矯健，雙目炯炯，他的一雙健腿在長征途上曾經幫他渡過大河，爬過高山。

徐特立　謝覺哉

徐特立原來是一個極受敬重的教授，但是到了五十歲那一年，他突然放棄家庭，四個兒女，長沙一所師範校長的職位，投身到共產黨中來。他於一八七六年生於長沙附近一個貧農家庭，與彭德懷誕生的地方相去不遠。他是第四個兒子。他的父母省吃儉用，供他上了六年學，完了以後在清朝當個塾師，一直到二十九歲那一年上長沙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