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東向東,再向東

第5部分 (第2/4頁)

。中國西南地區的納西族就有類似的道德約束體系，他們與古埃及的信念是同樣的，作為他們中間必不可少的一個過度，伊朗具有同樣的道德體系。 蓮花造型以印度佛教的符號著稱，但是最古老的蓮花符號應該是古埃及神話的一部分。古埃及人認為太陽是一個金色的孩童；每天從一朵水中蓮花裡升起，所以蓮花在古埃及意味著輪迴與復活，蓮花的另外一個象徵意義是生殖。這個符號在埃及的定型遠遠早於佛教的產生。尤其是一種藍蓮花更是因為長生不老的醫藥價值常常進入古埃及的各種藝術造型中去。所以我們在一些偏遠的少數民族地區看到一些蓮花造型時，不能想當然地認為來自佛教影響，很可能他們直接來自埃及。 還有萬字元，實際上中國仰韶時期的彩陶上就出現過清晰的“萬字元”，佛教的產生遠遠晚於仰韶文化，所以根本不必在中國見到萬字元就認為是來自佛教，這個認識是錯誤的。我們倒是可以考慮他們更早的來源，我們也完全可以推測說產生佛教的印度與中國有一個共同的文明來源。 基督教、猶太教等符號肯定也來自古埃及。從十字元，到世界末日概念，從蛇與太陽的善惡鬥爭，再到牛羊崇拜之爭，復活與永生的主題，甚至三位一體神，最後是一神教在摩西出埃及之前的艾赫那頓法老在埃及的宗教改革，都似乎在為今天全球流行的西方宗教做著最基本的框架準備。 印度作為從中東遷出的民族證據，不僅他們的神話、宗教與審美系統中的符號幾乎全部來自中東（如古埃及），並且他們又與中國銜接形成一個序列，甚至一直延續到美洲。這個特徵從印度本土地理上的“先西方、後東方”發展模式也可以看出來——因為最先遷徙出來的人們居住在西邊的印度河一帶，後來人口逐漸多了才向東邊的恆河流域發展。印度兩河之間的發展差異幾乎存在3　000年之久，印度河文明的發展開端可以從6　000千年前算起，恆河最熱鬧的時候卻是在3　000…4　000年前。更東方的中國成型的文明實際上與恆河文明聯絡在一起。這些都說明了人類古代從中東向東向東、再向東逐步探索發展的痕跡。 為什麼人類不一次遷徙到位？除了特殊原因外，誰願意遠離故鄉呢，迫不得已也是就近，所以他們不會一次就全面遷徙到位。一個不斷“向東”的遷徙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奔日”的過程，並且其中一個東遷的國家就取名為“日本”更是為人類這一遷徙壯舉提供了直接的證據。 深入瞭解印度的歷史才會真正知道人類的殘酷。這或許是印度宗教與神話傳說繁多的另外一個原因：戰爭中的人們需要安慰和敬畏。從公元前15世紀到後來印度半島被蒙古人征服的幾千年裡，那裡的人們似乎就沒有享受過和平與安寧。其實這一切由其地理位置決定，無可避免。相比之下，中國人倒是幸運了。 （二）文獻中的夏、商 《辭海》1009頁：“夏子　指禹、湯”。傳統的說法是，“夏”指“禹”，“子”指“湯”。因為湯姓“子”。那麼，有沒有另外一種解讀呢？夏甲的兒子（或後代）是禹、湯？當然這個說法比較牽強，但作為一個疑問暫且放在這裡。無論如何，商湯他們家族曾經生活在“夏”之下卻是事實，商人並非突然而起的朝代。 而商的出處在哪裡呢？西方！證據在《辭海》上　。 商風：　秋風；西風。《楚辭·七諫·沈江》“商風肅而害生兮”。王逸注：商風，西風。參見“商秋”。 此條可見：“商”代表“西”，可以表示商人西來。 商秋：　舊以商為五音中的金音，聲淒厲，與蕭殺的秋氣相應，故稱秋天為商秋。 “商賈”、“商業”、“商貿”等詞彙，都說明“商”人帶來了物質交換活動，人們經濟意識多從這個時期開始。又從“商、賈”之分①來看，商朝遊牧色彩鮮明。 再回頭看看“夏”的辭條　。 夏日可畏　比喻人嚴厲可畏。語出《左傳·文公七年》。參見“冬日可愛”。 暖洋洋的“夏天”被人看作“可畏”，而嚴酷的冬天竟然“可愛”。再加上“商風”和“淒厲”之聲的金音，我不得不說，這是習慣於原始世外桃源生活的人們對“男子不耕、女子不織”好日子結束的一種不習慣和哀嘆，突然而至的夏、商文明使人覺得十分可畏。約束人的法律與殘酷的戰爭也開始了。所以，夏、商朝給中國古代人的印象是相當陰森恐怖的。 打敗夏桀的同樣是“湯”，但這是兩個不同的“湯”還是同一個“湯”呢？把這個答案留給專家吧。不要忘記中國古代叫“tang”的遠非此一人，還有更古的“唐堯”呢②。儘管比較固定的說法是他被封的地方名字叫唐，但我們依然可以大膽懷疑這一結論。比較肯定的一點是，夏、商文化之間有某種文化統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