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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則被莫名其妙扔到了我們袁家溝中學號稱“公鋪”的那個女教師骯髒的被窩裡，那些鄉教育專幹、供銷社主任一類的嫖客隨手就會將礙手礙腳的我扔到冰冷的土炕上。總之我覺得自己當時的人生毫無意義可言，如果我是一個熱水瓶，這個熱水瓶正被置放在一列高速賓士的火車的頂部，隨時都有摔下去的可能——弄不好我的一生將會被摔得粉碎！
當然這些僅是我當時的一些聯想。我在袁家溝中學工作的十年，別說“部長”和“廳長”，連個縣教育局長的鬼影也沒見過。有一次好不容易來了個縣局的幹事，校長召集全體教師到那間比“公鋪”還破敗的會議室裡，讓幹事給大家做“重要講話”。在全體教師熱烈的拍手聲中，縣局的幹事草草講了幾句話後便匆匆散會了。臨出門時幹事順勢踢了一腳臥在會議室門口也和大家一起“開會”的一條狗說：“你們學校開會狗也參加？”跟在後面的校長尷尬地說：“這個傢伙，不知什麼時候跑進來的！”說著便責備地看了我一眼，意思是說：你這後生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