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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一樣,不知被誰踹了一腳,骨碌碌滾回了四年前走出的那條山溝。那條溝叫袁家溝。
當我揹著一個鋪蓋卷,像一個逃荒的難民一樣走在我們袁家溝的鄉間小路上,根本沒有像當時流行的那首歌裡唱的:“多少落寞惆悵都隨晚風飄散,遺忘在鄉間的小路上”。恰恰相反,我當時心中的那種酸楚、痛苦和憤恨一點也沒有隨晚風飄散,反而在晚風中越聚集越強烈。一想到在國務院上班的那個同學,我就羞愧難當,恨不能將腦袋像雞巴一樣塞褲襠裡去!悲憤交集的我,就這樣在那所像婊子一樣破敗的袁家溝中學一呆就是十年,一直從六五初期呆到八五初年
應該說我算是一個比較有志向的年輕人,並沒有在生活的打擊面前沉淪下去,反而有一種愈挫愈奮的勁頭。當時正是作家路遙的小說《人生》一炮打響的時候。《人生》當然是好小說,路遙也是我十分景仰的當代作家。我對《人生》開篇引用另一名作家柳青的那句屬於“格言”範疇的話亦深有同感。這句話是這樣說的:“人生的道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只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我大學畢業時像一袋垃圾一樣被扔到袁家溝中學,就是這緊要處“幾步”中的其中一步。不過後來當我人生閱歷更豐富之後,我發現“緊要處”何止幾步!人生的每一步都很緊要!比如成克傑、胡長清、王懷忠等高官,年輕時也是一些有志青年,並且“緊要處”的幾步也走得不差,可年老時卻一步閃失,跌入了深淵。
我分配到袁家溝中學教書時,雖沒有隨波逐流沉淪下去,但還是有一些悲觀思想的。學校畢業叫“踏入社會”。“社會”是什麼?社會只是一個黑洞,一個巨大而空曠的黑洞。踏入社會就是踏入黑洞,一步稍有閃失,就會碰在堅硬的巖壁上,讓你頭破血流。《圍城》裡那個好高騖遠的方鴻漸,從國外留學歸來,在那艘法國郵船上與鮑小姐風流一番後,一腳踏在祖國的土地上,無異於踏入了一個黑洞,從此四處碰壁。到三閭大學教書,回來在報館做事,諸事不順,只好一天到晚和他的妻子孫柔嘉吵架。當然若方鴻漸的妻子是唐曉芙,他就不會找茬和她吵架——男人對自己心愛的女人是有一種包容性的,只要她不做出牆紅杏。我到玻管局工作後,發現陶小北在我心中的位置有點像方鴻漸心中的唐曉芙,只是陶小北比唐曉芙個子高一些。
總之在袁家溝中學工作時,我覺得人生總的來說是一場悲劇,沒有哪個人能喜劇一生。比如蔣介石,有宋美齡那樣優雅美麗高貴的妻子,有過那樣大的權力,把那些軍長師長說砍頭就砍頭了,可最後卻憂鬱地跑到一個小島上,臨死都不能再回奉化老家看看母親的墳塋。還是《圍城》這部書的最後一句總結的好:“這個時間落伍的計時機無意中包含對人生的諷刺和感傷,深於一切語言、一切啼笑。”好好理解這句話去吧,人生對於自己而言,就是兩個字:感傷!這倆字夠你咀嚼一輩子。對別人而言,也是兩個字:諷刺!我魚在河在玻管局十年間的所作所為,若畫出來,讓別人看了,不是一幅絕妙的諷刺圖畫嗎?
當然這些人生感悟我在袁家溝中學教書時,雖有所悟,卻沒有悟得這麼深。那時我還是一個年輕人,只是本能地在社會這個黑洞裡作無謂的掙扎。那些年,我幾乎每天都在思謀著調離袁家溝中學。可以這麼說,從報到那一刻起,我就在盤算著調離。調離之後我就用不著看我們村那個支書袁長鳴的臉色了。這個壞蛋雖然對我比小時候客氣了一些,可仍然動輒呵斥我已顯老邁的父母親。我們村離我工作的學校不過二三里地,但我不願回家住,我住在學校。每天睡在袁家溝中學那間簡陋的辦公室裡,被肆虐的老鼠鬧得睡不著覺的時候,特別是在寒冷的冬天那些北風呼嘯的夜晚,我腦子裡總會漫無邊際地湧出一些聯想:如果不努力向上奮鬥,像個無賴或者二流子一樣趴在袁家溝中學這個破婊子身上,二十年或者三十年後,自己還是袁家溝中學一名辛勤的園丁,只是馬齒徒增,由年輕園丁魚在河變作老園丁魚在河。突然有一天鄉政府通知,國家教育部長或省教育廳長要來袁家溝中學視察工作。臉上的皺紋比袁家溝的溝溝岔岔還要多的自己像個老鼠一樣和其他呆頭呆腦的園丁立隊拍著手歡迎“部長”或“廳長”時,突然發現“部長”竟是自己分到國務院的那個同學,或者“廳長”竟是自己分到省政府的某個同學,將會是何等的尷尬和失敗。
這些聯想在一個又一個夜晚折磨著我。如果我大學的同班同學是一批經檢驗合格的熱水袋,分配到國務院和省政府的同學就相當於被陶小北或唐曉芙摟在了她們熱乎乎的被窩裡,肌膚相觸,夜夜溫柔,時刻纏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