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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主席臺下面前三排是局長席，第一排最中間那個小牌上永遠是我們玻管局局長的名字。左右兩邊依次才是其他局長。那時我們局長脾氣大在市政府大樓裡是出名的。市長護著他三分，副市長則讓著他三分。局長“耍脾氣”在開會時表現最明顯，想去了就去，有時會開始了，他才端個茶杯走進來，坐到第一排最中間那個位置上，那個位置永遠為他空著。別的局長開會很少有人敢遲到，一般是提前五分鐘進會場。只有我們玻管局的局長可以遲到早退——有時他開一會兒會，突然抬腕看看手錶，不給任何人打招呼，端個茶杯就走了。那任市長的威嚴在市裡是有名的，別的局長若遲到了，看到講話的是市長，在門外探頭探腦不敢進去，即使硬著頭皮躡手躡腳走進去，也低著頭不敢看臺上的市長。前三排的局長席若從主席臺上看下去，就像齊刷刷擺著三排麻將牌，哪一張“牌”缺席，主席臺上的人一目瞭然。有時會議開始了，市長在講話間隙突然會掃一眼缺席的某張“牌”，詢問市政府秘書長，某某局長幹啥去了？遲到的某某局長此時正在門外著急的抓耳撓腮，聽見市長點名更不敢進去了，可不進去更不行，急得像一位被我軍圍困的國民黨軍官長，在門外團團轉。只有第一排中間那張“牌”——即我們玻管局局長，即使常常空著，市長彷彿也看不見。有時甚至會為我們局長打圓場，說：“這個王強國（指玻管局的某任局長），又為工作忙去了，真是個工作狂！”說著便扭頭對秘書長說：“下去給王強國同志說一下，工作再忙會還是要參加的嘛！”
市政府五十多名局長中，那時沒有人與王強國局長攀比。凡是市長親自召開的會，沒有哪個局長會派副局長出席，除非局長本人生病住院或出差在外。只有王強國局長與眾不同，幾乎相當於有那種“外交豁免權”，他想去了就去，不想去了就派一個副局長去。
從五十年代起，我們玻管局的歷任局長，無一例外全部提拔擔任了市委、市政府領導。很多重要縣的縣委書記，在下面轉一圈後，一般都會回到玻管局擔任局長。幹一兩年，便被任命為市委副書記或市政府副市長。全市包括各縣甚至一些鄉鎮的幹部都知道，只要擔任了玻管局的局長，不出兩年就是市委、市政府領導。因此，玻管局長向來是被當做市級領導看待的，難怪沒有哪個局長會與玻管局長攀比。
當時的玻管局長基本相當於戰爭年代那種“老虎團”的團長，多少任師長都是從老虎團團長的位置提上去的。別的團長必須先當老虎團長，然後才能當師長。如同紅軍長征時大渡河上的鐵索橋，只有從橋上經過，才能到達目的地。又好比長跑運動員轉著圈奔跑，玻管局的局長位置就是接近終點那條衝刺的白線。別的局的局長在起跑線上起跑後，跑數圈或者數十圈後才能跑到白線位置進行最後衝刺。比如一個林業局長，調到甲縣任縣長，再調到乙縣任縣委書記，然後才能到達這條衝刺線的位置——擔任玻管局的局長。
閻水拍局長七十年代初期任市裡的統計局長，當時是市政府最年輕的局長。閻水拍局長曾專門查過那位後來當了省長的玻管局長的簡歷：省長擔任正縣級局長時是三十五歲，閻水拍局長擔任正縣級局長時也是三十五歲。省長的生日在三月，閻水拍局長生日在九月，就是說閻水拍局長擔任正縣級局長時的實際年齡比省長升到這個級別時還要小半歲。可就因為省長三十五歲時擔任的是玻管局局長，閻水拍局長擔任的是統計局局長，以後的差距就越拉越大：“省長”擔任玻管局長之後，歷任市委副書記，市委書記，副省長，省長；而閻水拍局長擔任統計局長之後，歷任丙縣縣長，丁縣縣委書記，戊縣縣委書記，再然後才擔任玻管局局長。真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啊！假設閻水拍局長和那位省長都是三十五歲時在江西創立革命根據地，那麼那位省長就是毛澤東，閻水拍局長就是張國燾。毛澤東帶紅一方面軍從井岡山出發，最後勝利到達延安，張國燾卻不知帶紅四方面軍跑哪兒去了。
雖然張國燾犯了錯誤，可紅四方面軍的指戰員都是好同志，比如李先念、許世友等人，最後又大都回到延安，跟著毛主席幹革命。閻水拍局長也是這樣，雖然“長征”時走了彎路，回到“延安”的時間晚了一點兒，可不管怎麼說，最終還是挪到了玻管局長這個制高點上。正當他貓著腰準備衝刺的時候，一玻、二玻垮了，幾千工人動輒到市委、市政府上訪，玻管局長的地位一落千丈。市裡開會的時候，再也坐不到正中間去了。在市政府的諸多局長中，玻管局長原本是喜歡使小性子的林黛玉，現在頓然變作逆來順受的花襲人，心裡的滋味不好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