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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約束。從這個意義上講，婚姻制度的建立正是人類兩性關係的歷史性進步。但這種進步還是有限的。由於男主女從的觀念在人們思想里根深蒂固，而女子從夫之前總是隱於深閨，以至民間婚姻締結的主要途徑便鑲上了“媒”字的色彩。即不論是掠奪婚、買賣婚還是媒約婚，都要有媒婆從中“牽線搭橋”。據敦煌記載，在隆重的結婚儀式上新娘要根據媒人的佈置詢問新郎一些問題，直到獲得滿意的回答後，才可以嫁給他。離異並不是現在人發明的產物。在中國古代也就有過離婚的事，只是說法不同而已。古代人稱離婚為“出妻”、“絕婚”、“來歸”、“休妻”等。封建禮教規定男性可以根據“七出”提出離婚，但為了維護社會的穩定，又有“三不去”之說。對於女性，早期封建禮教的束縛不嚴，以及性風俗的開放，直到唐代，離婚與再嫁尚不被認為很不光彩。隨著宋明理學的興起，對女性貞節要求的加強，由女性主動提出離婚和再嫁就越來越不為社會所容。晚婚早在古代也就有人主張過。《黃帝內經》提出，女性14歲、男性16歲即可交合可能受孕而有子，但身體發育成熟的年齡為女性21歲、男性24歲。然而由於封建社會經濟生產力對人口的需求、封建宗法制度對子嗣的重視。早婚的現象很普遍。文獻記載的一般女性婚齡始於13歲，男性始於15歲，並以男性稍長於女性的婚姻為常見。一夫一妻制是各朝各代的一國之君所欽定的“法律”，但由於封建體制本身就是男人的等級專制體制，而許多男人對女人又缺乏應有的責任感，因此當時的一夫一妻制只是一種有名無實的婚姻形態。18世紀西方有一位叫路德的人曾從各方面論證了一夫多妻並不為上帝所禁止，即使像被認為是十分純正的基督教徒的亞伯拉罕也有兩個妻子。古代中國的帝王除“三宮六院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外，還有眾多後宮佳麗，更為歐洲一些君主望塵莫及。至於民間，中國古人在一妻之餘的納妾現象也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還以敦煌為例，《敦煌零拾？十二時》有云：“縱然妻子三五房，無常到來不免死……廣置妻房多系絆”。一夫多妻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在男權社會中男性統治、壓迫、玩弄女性的社會現象，男性可以更多地滿足自身的性慾需求和多生育子女的需要。在古代社會中，有些人即使只有一個妻子，這種一夫一妻制也並不一定完善，因為這種一夫一妻制往往是以通姦和賣淫為補充的。可笑的是，中國古代的這種陋習居然還曾被日本所沿用，並被視為一種法定製度。在《塔爾瑪德法典》中就有過“賢者曾予以忠告，男子的妻不應超過四人”的規定。在據說是德漠斯泰尼的辯護詞《駁斥尼埃拉》的結尾中，作者陳述了一段所謂的格言：“我們擁有情婦，是為了享受快感；我們納妾，是為了讓她們每天來照料我們；我們娶妻，是為了有一個合法的後代和一個忠誠的家庭女衛士。”①據考證，在國外其他國家中當時也有許多男子的妻子還不止四人。＇上一篇＇＇下一篇＇古代妓女的身份和地位
追溯遠古的奴隸制社會、母系社會的母性崇拜解體後，由父系主導的各部落首領透過戰爭、掠奪、弱肉強食來擴張自己的勢力。戰爭的受益者除了擴張地盤外，還有數不盡的戰利品——人。一般而言，戰勝方把戰爭中所捕獲的俘虜均淪為奴隸，部落首領（奴隸主）可以任意地霸佔自己想要的女奴或支配女奴的性給予，而女奴對自己的性卻沒有支配權。因此形成的局面是：奴隸主享有“用”不完的女奴，而無權無勢的男奴卻只能乾巴巴地守著單身老去、死去。
奴隸社會後期，儘管還殘留著原始奴隸制的遺痕，但女人的命運似乎已經不像奴隸制那樣悲苦。在這種社會里，大多數的女性可以根據自己所處的地位和生存條件來選擇自己的性給予。所謂良家婦女，是指把性看得與自己的生命一樣重要、一生只與一個男人相濡以沫的女性。後奴隸社會帶來了商業的興旺，人們把“沒有什麼不能賣”的意識瞄向了性的商品化。大約在公元前685年，齊國相管仲在桓公支援下，在王宮開設女市和女閭，於是性產業就這樣形成了。性產業的主體是妓女，妓女是男人們在妻、妾之外另一種性選擇的物件，是男人性消費的一種工具。
覆國興邦的性武器
中國古代兵家大計中有一計曰“美女計”，其計策在《孫子兵法》與《三十六計》都可詳見。古代有過不少成功的戰例與女人有關。這並不是說女人參與了戰地的指揮或拼死戰場，而是被男人用作以弱勝強的一種“絕殺”工具。
美女計不愧為一種絕妙的兵計。漢代時期，邊境屢受匈奴侵擾，軍事實力漸漸向著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