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向左,世界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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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術不行矣。”堂弟康廣仁對康有為的缺陷看得十分清楚：

伯兄（康有為）規模太廣，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當此排者、忌者、擠者、謗者，盈渠塞巷。而上又無權，安能有成？弟私竊深憂之！

梁啟超則直接評價其尊師：“吾以為謂之政治家，不如謂之教育家。謂之實行者，不如謂之理想者。”而同為變法領袖的梁啟超雖然才華橫溢，膽力和韌力還不如其師。戊戌維新的領導人物大都是一批知識界精英，作為學者和思想家、宣傳家，他們才華橫溢，幾乎每人都有極深的學術造詣，有的人還是學界泰斗。不幸的是，他們中沒有產生一位真正的政治家、軍事家、實幹家。

這就是中國傳統文人的悲劇宿命。他們雖有獻身精神，但疏於政務，黯於世事，對*的殘酷性缺乏足夠的認識和必要準備。在一個古老腐朽的國度裡，僅僅是搬搬椅子挪個座位，都要流血死人，而要靠文人的一紙改革理想，想實現什麼大同世界，實在是痴人說夢。但這就是一夥天真和真誠得同時讓人不忍批評的人。他們手裡只有一支筆，但老是覺得可以“一支筆橫掃千軍”。他們只有一顆心，卻老是拍著胸膛，說“胸中自有雄兵百萬”。“炕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這樣血與火的歷史一次次重演，從來也沒把他們教育得聰明一些。“殺幾個一品大員”等於“變法”——真的，康有為怎麼會以這樣的姿態在森森紫禁城中第一次亮相呢？他根本沒有刀，卻在刀槍叢林中操“刀”上場。而且這麼快就把自己心裡的“刀”亮給了敵手，他究竟所恃何物？

筆桿子的大對決：康有為和福澤諭吉（5）

改革本身是一項巨大而複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會遇到舊勢力千萬百計的反對和阻撓。因此，改革者不僅需要有理想熱情、有獻身精神，更需要智慧謀略、洞察能力，最大限度地爭取同盟者，減小改革阻力。政壇沒有給誰設立道德法庭，政治家只講共同利益，不能過多地拘泥於個人道德。在封閉保守泥沙俱下的晚清帝國進行這樣一場千年未有的大變革，幻想改革陣營裡只能是心心相映的同志好友，是天真幼稚而且十分有害的想法。維新派的政治選擇固然需要考慮道德因素，人心向背，但更重要的是看力量對比，是把握權力的槓桿，影響有影響力的人站到自己一邊。只要是對變法的事業有利，可以與魔鬼打交道，同曾經是敵人的一方結成聯盟。

可惜，康有為們沒有積極爭取各種可能爭取的力量，哪怕是暫時的同盟者。他們的本錢和實力，與日本的維新派們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他們缺乏強大的政治後盾和雄厚的經濟實力，但當強學會成立，像李鴻章這樣在晚清政局中舉足輕重的人主動示好，提出捐銀三千兩時，卻被維新派以其簽訂《馬關條約》聲名不佳為由斷然拒絕，揚言絕不要漢奸賣國賊的錢。這不僅打了李鴻章的臉，也使李鴻章屬下的淮系軍人也拂手而去（聶士成在強學會成立之初也曾捐銀相助，後來卻與康梁形同水火，政變後即賣力地追捕梁啟超）。待到康梁與張之洞鬧翻，地方督撫大員可依靠者已屈指可數，實際已成孤家寡人，形影相弔。其實，在維新派同頑固派的鬥爭中，李鴻章和洋務派分至少可以起到緩衝矛盾、甚至牽制削弱頑固派作用的，如果拉住了他們，就會使大多數袖手旁觀的官僚群體保持中立，使維新運動具有更大的聲勢和群眾基礎。反之，就會使大多數官僚跟在頑固派後邊少見多怪，蜀犬吠日。可是維新派沒有看到這一點。與日本明治維新強大而龐雜的同盟軍相反，中國的維新隊伍隨著變法的深入而七零八落，四處走散。

光緒推進變法的心情實在是太迫切了，連老謀深算謹言慎行的袁世凱看也對他所用非人的缺點洞若觀火，苦心勸諫道：

古今各國變法非易，非有內變，即有外患。請忍耐待時，步步經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變法尤在得人，必須有真正明達時務老成持重如張之洞者，贊襄主持，方可仰答聖意。至新進諸臣，固不乏明達猛勇之士，但閱歷太淺，辦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誤，累及皇上，關係極重，總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

可惜，“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當年血氣方剛的康梁一派對此置若罔聞。好衝動的書生康有為與好衝動的光緒皇帝結合在一起，結果可想而知。

§大清知識分子少了些什麼

學者雷海宗曾說過：

一般說來，文武兼備的人有比較坦白光明的人格兼文武的社會也是坦白光明的社會。這是武德的特徵。中國二千年來社上下各方面的卑鄙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