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向左,世界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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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的精神世界。1872年，他發表了轟動全日本的《勸學篇》。福澤諭吉毫不留情地給日本人以當頭棒喝：“試看今天日本的情形，實在是徒有文明之名，而無文明之實；徒具文明的外形，而缺乏內在的精神。”那麼什麼是“文明的精神”呢？“就是人民的獨立精神”。他猛烈批判舊道德倫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把個人的獨立看作是國家獨立的基礎，認為只有具備獨立人格和精神的人，才能關懷國事，承擔國家興亡之責。他其實只想證明一個觀點：人類要獲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人就要“自覺為人”。這本書創造了當時的日本罕有的發行量，併成為學校的教材。他後來的另一本書《文明論概略》，則系統論述西方文明的先進，日本文明的落後，號召日本向近代文明進軍。這些啟蒙思想被日本民眾所信奉，在以後成為日本自由民權運動的主要思想推動力。

作為明治維新啟蒙思想家的代表，無論從批判封建意識的深刻性，或從立論見解的卓越性，以及思想影響的深廣度來說，福澤諭吉在啟蒙思想家中都首屈一指。正是他，提出了較完整的日本歐化理論，對傳播西方資本主義文明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因而被日本人盛讚為“日本近代教育之父”、“明治時期教育的偉大功臣”。他引領日本大踏步邁入了“文明開化”國家的行列。

多年來，討論戊戌變法和明治維新的成敗為何天壤之別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人們可以從歷史背景、地理狀況、經濟結構等角度見仁見智，得出無數答案，但這樣未免過於繁雜。一個民族最優秀的思想家的深度和侷限，往往代表這個民族在當時所能達到的極限，而他們的思想在引導或限制這個民族的時候，又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沿著他們走過的思想歷程，往往可以理解掌握一個民族的總體精神面貌。

康有為和福澤諭吉，作為分別指導中國戊戌變法和日本明治維新的精神“教主”、啟蒙領袖，都是在東西文明強烈碰撞、中日兩國處於尷尬被動的境地中，被推向歷史前臺的。作為時代最前沿的思想精英，他們曾經面臨的挑戰與機遇都如此相似，然而由於在個人性格、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異，不但決定了他們迥然有別的人生際遇，也深刻影響了中日兩國的近代化啟蒙之路。

二　中日知識分子的不同人格結構

§人格缺陷成了失敗的導火索

光緒身邊的變法集團在政治上的幼稚，集中體現在康有為身上。而康有為的不成熟，則體現在他的“狂”之一字上。極端固執是康有為最顯著的性格特徵，這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則是致命的缺陷。這導致康有為目光狹隘、行事偏激，也註定了他不能從善如流，把握時機，領導維新變法繞過重重暗礁走向勝利。他既敢於挺身而出又難以駕馭大局、既自命孤高又幼稚天真。在風起雲湧的大變革中，他做事過於理想，不善權變通融，不是勉為其難，就是自不量力。　。。

筆桿子的大對決：康有為和福澤諭吉（4）

對於光緒這樣百年不遇的“聖君”，康有為頂禮膜拜，萬般信賴。年光過盡，功名未立，書生老去，機會方來，他焉能不放手一搏？他再不屑於像洋務那樣搞點滴改良，更不屑於投靠地方督撫以幕僚終老。蛟龍出海，猛虎下山，他一出手就是大手筆大氣魄，難怪乎見過他的人說他“懾力勝人”。

然而　，他不是法國的拿破崙，手中無一兵一卒，卻幻想走極端路線“誅祿圍園”，發動宮廷政變，廢除太后，捕殺大臣，效仿二十四史中“扶皇帝登午門”，“於萬軍之中，取上將首級”那一套程式。殊不知這在精明幹練、深諳宮廷陰謀的慈禧眼中，他無異於是一個舞臺戲文看得太多的土鄉紳；他不是德國的“鐵血宰相”俾斯麥，卻在初得光緒的一點賞識之後便躊躇滿志，不廣結盟友，卻打草驚蛇，四面樹敵，殺氣騰騰地直接向反對變法的軍機大臣榮祿公開挑畔：“殺二三品以上阻撓新法大臣一二人，則新法行矣。”試想榮祿何許人也？他是慈禧最依重的心腹重臣，官場老手，手握雄兵，且能容你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這般威脅，矛盾焉有不激化之理？北宋王安石以其尊崇無比的宰相地位，和無懈可擊的道德聲望，敢於石破天驚地喊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最終仍然歸於慘敗，遑論康有為一個工程部科長（工部主事）？康有為擺出你死我活的架勢，也許是為了震懾頑固派的囂張氣焰。但這種情緒化的言論固然非常痛快，卻缺乏改革家應有的冷靜和理性，無可避免地引出政壇動盪的負面影響。

先秦時韓非子早有預言：“左右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