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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桿子的大對決:康有為和福澤諭吉(2)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中國的傳統政治最怕老百姓知道真相。所以,長此以往,老百姓除了交糧納稅以外,對國家大事向來漠不關心。國民與政府在構成國家政治方面是互相依存、互為因果的。在一定意義上說,有什麼樣的政府,就有什麼樣的國民;反過來,有什麼樣的國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古典自由主義者密爾在名著《論自由》中有一段話,是對戊戌變法前的中國現實最好的註腳:
從長期來說,一個國家的價值就是組成這個國家的個人的價值;一個國家如果為了要使它的人民成為它手中更為馴服的工具,哪怕是為了有益的目的,而使人民渺小,就會發現靠渺小的人民是不能完成偉大的事業的;它為了達到機器的完善而犧牲的一切,到頭來將一無所獲,因為它缺少活力,那活力已然為了機器更加順利地運作而給扼殺掉了。
專制政府必須使人民變得渺小,使人民成為徹底的“孤獨的人群”,蛻化為到“沉默的大多數”——而沒有健全的個人,所謂人民是不存在的,“人民”只是一個空殼,甚至成為拯救人民者的敵人。
易卜生說:“每個人對於他所屬的社會都負有責任,那個社會的弊病他也有一份。”泱泱神州,從上層頑固官僚,到下層普通百姓,在蒼茫的中國大地共同結成一個深不可測的“黑洞”,戊戌志士們悲壯而激越的呼號,哪怕是石破天驚的獅子吼,一進入這個“黑洞”就變得杳無蹤影。他們想代表人民說話,可人民好像並不需要他們代表。行走在這個昏睡的帝國,他們的背影顯得那麼孤獨淒涼。面對這樣一個充滿荒謬迷惘的國度,1900年12月23日,美國的《紐約時報》以《缺乏民意支援導致維新運動失敗》為題報道:
如果讓清國人民自己來決定應該做哪些事情的話,那麼他們毫無疑問地會把這個難題又打回到那些必須處理這些難題的人們手中,也許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是無能的……什麼事情都依靠當權者來決定的習慣幾乎已成了這個民族的本性。清國人民對當權者在博得人民信任後又反過來對人民進行巨大欺騙並非一無所知,他們祖祖輩輩都毫無例外地忍受過來了。大量過去的事例告訴我們,他們寧願被欺騙。
當時一般老百姓並不瞭解維新派的主張,更無從體察他們救國救世的良苦用心。而維新派也從未將目光投向大字識不了幾個的平頭百姓。人們對戊戌變法表現出驚人的冷漠和抵制。在一位中國學者筆下,維新運動是歷次重大事件中留給民眾印象最淡薄的:
查一下湖南地方誌,就可感到邊遠地區和農村並沒有受到維新運動的波及。如《嘉樂縣誌》對咸豐年間太平軍的活動記錄極為詳盡,而戊戌年的記載卻未提及維新運動一字;《安鄉縣誌》記有該縣戊戌年三件大事:“南洲門設站”,“夏五月十三大風雨,屋多傾頹”,“匪寇焚衙署,毀民居,縣紳集民兵御殺之”……均無一件與維新運動有關。
——鄭焱《湖湘文化背景對湖南維新運動興衰的制約》
在維新運動搞得最火紅的湖南,民眾認為所謂維新還不如大風吹倒了民房重要,此地尚如此,其他地方可想而知。一場初衷即為富國強兵、為民謀利的變法運動,竟然曲高和寡,應者寥寥,最後演變成無人喝彩的政治獨角戲。維新派與一般民眾的隔膜之深,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最後甚至成為一種敵意。“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爭說蔡中郎”,轟轟烈烈的政治運動,也許還不如他們夕陽古柳下的一場評書有趣。可見這場維新運動遇到了一個多麼複雜尷尬的環境。 電子書 分享網站
筆桿子的大對決:康有為和福澤諭吉(3)
§他的頭像為何一直保留在日元上
而在日本的明治維新中,啟蒙運動傳播之廣,影響之深,一直延續至今。
在日本今天流通的一萬日元的紙幣上,赫然印著一位目光如炬的男人頭像。他就是給明治維新帶來啟蒙曙光的“日本伏爾泰”福澤諭吉(1834-1901)。2002年8月,日本銀行宣佈發行新紙幣,其他面額的人物頭像均被更替,惟有福澤的頭像得以繼續保留。整整一百年過去了,日本人仍然不敢忘記這位偉大的先知式人物。
因為一百年前,他說的每一句話,整個日本都聽到了。
他那句振聵發聾的名言“人人獨立,國家就能獨立”如同暗夜中的火炬,照亮了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