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向左,世界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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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學，坐、立、臥皆誦書及詩。”

此外，翁同龢還注意培養光緒的帝王美德，“瀕以民間疾苦，外交之事誘勉載湉”，強調為君治國要有“仁愛”之心。民惟邦本、兢兢求治形成了光緒早期思想的精神源頭。他提出“治世莫若愛民”的主張。光緒十一年，十五歲的光緒在一篇聲情並茂的御製文中寫道：“（君王）必先有愛民之心，而後有憂民之意，愛之深，故憂之切，憂之切，故一民飢，曰我飢之，一民寒，曰我寒之。”光緒的仁愛之心可見一斑。在光緒早年寫成的詩文中，有相當多的篇幅是描寫百姓疾苦和農事辛勞的——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光緒皇帝向左，明治天皇向右（6）

當他漫步太液池畔，欣賞清光千里的明月時，不由自主聯想到“遙憐村舍裡，應有不眠人”，想到“畿輔民食盡”，“菜色多辛苦”；

當他在幽窗翠竹、雲淡風輕的蔭清齋獨坐納涼時，遙想到“知有鋤禾當午者，汗流霑體趁農忙”，併發出“荷鍤攜鋤當日午，小民困苦有誰嘗”的感嘆；

當他在大雪紛飛、寒風凜冽的嚴冬圍坐紅爐時，更是想到宮廷的豪奢與民間的疾苦，在一首叫《圍爐》的詩中寫道：“西北明積雪，萬戶凜寒飛，惟有深宮裡，金爐獸炭紅”。一個專制帝王，能在自己享受的時刻，想到邊塞苦寒的老百姓，難能可貴。

在日本，擁護明治天皇登基的維新派也特別重視加強對他進行思想文化的哺育。他們先後任命平田鐵胤、加騰弘之、西村茂樹等名流學者為天皇“侍講”，嚮明治講授中國古典《大學》、《詩經》、《資治通鑑》、《貞觀政要》等。輝煌博大的中國文化對明治產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他善使中國毛筆，對中國傳統的繪畫和書法都極感興趣，醉心不已。他的居所長期懸掛著中國水墨畫——松、竹、梅“歲寒三友圖”。

追根溯源，其來有自。日本人自隋唐以來，就紛紛慕名渡海而來，盡一切可能學習中國的先進文化。日本無論如何發達，其文化中都滲透著中國文化的烙印和影響，難以超越中國璀璨發達的文明和悠久深厚的歷史。連“明治”這個年號也取自中國古籍《易經》中“聖人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之意。

如此看來，在飽受儒學薰陶的光緒面前，明治天皇充其量只能算是個“小學生”。事實上光緒也確實是個博學多才、聰明向上的好皇帝。甚至連解放後的電影《清宮秘史》還要為不幸的光緒掬一把同情之淚。然而，明治十四歲即位時，年輕的天皇同樣面對的是一個內憂外患、危機四伏的國家。那麼身為“學生”輩的明治如何遠遠超越“老師”輩的光緒，帶領日本遠遠跑在了中國前面呢？從中日兩國不同的文化形態，似乎可以找到光緒與明治成長之路的差別。

正如一位學者所說，日本人是把“外來的東西當飯吃”，積極消化，強壯了自身；而中國卻把“外來的東西當衣穿”，雖然抵禦了一時寒冷，卻無從改變根本體質。從兩國文化的心理傳統來看，日本文化的基本形態是“利我即存型”，中國的傳統文化則屬於“非並存型”；　從文化的攝取形態來看，日本是“全面攝取型”，中國則是“部分攝取型”。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說：“日本人既是保守的，又是歡迎新東西的。”這種以“無我”為中心型文化的心理傳統，為近代日本吸收西方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礎。明治維新主要攝取西方的科學技術，但也未忽視法律和制度等方面的建設，包括歐美的近代思想和文學藝術。這種“全面攝取”方式，是日本文化能夠後來居上，迅速跳出封建囚籠跨入資本主義世界的一個重要原因。

光緒學習的課程和內容，都是嚴格按照培養一個皇帝的要求設計的。他的老師如翁同龢、夏同善都是透過科舉正途而博取功名的文職官員，是典型的舊式學者，雖然具備很深的傳統思想文化修養，卻對世界大勢、近代文明知之甚少。李鴻章就曾嘲笑翁同龢：“目不觀西籍，但知善奔走東華門耳。”明治的老師大多有過留洋經歷，文武兼備，不但有像平田鐵胤這樣的國學大師，還有加騰弘之、西村茂樹這樣學貫中西的啟蒙大師，使明治不但學習了傳統政治倫理，而且對西方近代思想包括科學技術、思想文化都多有涉獵，具有雄闊的視野和開放的精神。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光緒皇帝向左，明治天皇向右（7）

§拽著自己頭髮飛翔的光緒

然而，民族有民族的性格，國家有國家的性格。一個民族的成員透過一種公共文化和民族意識聯絡、凝聚到一起。這種代表國民精神核心的文化一旦形成，無論好壞都難以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