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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桿子的大對決：康有為和福澤諭吉（6）
到了晚清，中國的官場已集體墮落到無話可說的地步。“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作為任何一個有思想但無背景的知識分子，在帝王時代惟一的出路，就是透過寒窗苦讀、研究章句小楷，以科舉考試改變身份地位，然後像蝸牛一樣透過官場的階梯慢慢攀援到一定位置，再來實現“治國平天下”的理想。然而待到位極人臣，他們早已被志趣漸頹，精力漸老，年光過盡，銳氣盡失，再也沒有辦事的魄力心情了。
而有沒有創新意識，敢不敢創新實踐，常常可以決定一個人的前途和一個國家的命運。大清僵化的科舉制度培養出來計程車大夫們，從不習慣用自己的腦袋思想，對社會每前進一步，朝廷中都曾招來詈責，引起“群相譁駭”，被視為“破壞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亂天下也”。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那些冒巨大風險主張變法自強者，反被說成是數典忘祖，置“鬼子”於“祖先”之上的無恥之輩，而那些握有重權的頑固派卻以“祖先”的捍衛者自居，不但毫無風險，而且在道德上居於正人君子的優勢地位。比如慈禧太后對光緒皇帝的變法斥責為“徇一人而亂家法，祖宗其謂我何？”頑固派主張“治國之道以正人心，厚風俗為先”。美國人對此感到不可思議：“我們從清國人那麻木、呆板的面孔上看不到任何想象力，他的面容沒有閃現出絲毫幻想的靈光。他並非弱智，也不乏理性但就是沒有創造性。”
康有為的性格使變法成功的希望更加渺茫。不過我們可以反問一個問題，假如康有為不那樣感情用事，不那樣超凡自信，他能夠發動這一場變法運動嗎？
在大清王朝如此保守、僵固的文化氛圍中，正是康有為那種“六經皆我註腳，群山皆我僕從”的自信，和他那“如大海潮，如獅子吼”的聲音，才能給這個“士風極壞，惟利祿是慕”的社會以當頭棒喝，才能衝破這個民族長期閉塞專制形成的精神萎縮與文化惰性。然而，這種宗教家似的救世情懷，卻在現世中具有“兩面刃”的特點，以致於他不能以世俗的理性與求實的態度，冷靜面對維新變革如此複雜龐大的現實問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梁啟超說康有為“出世太早”。他超越時人，而不適宜於現時。他的理想是如此高遠，以致“動輒得咎，舉國皆敵”，這也是梁啟超說他“大刀闊斧，開闢事業”而又“自今未有一成者”的原因。
日本知識分子的自由人格和獨立思考傳統由來已久。明治維新前後，日本知識分子開始享有很高的自由度，政黨政治開始建立，言論自由得到基本保障，報刊空前繁榮，他們可以自由地批判政府，思想交鋒更是盛極一時，既有呼籲征服*的國家主義吶喊，也有重視民生的平*義的呼喚。對於日本的知識分子來說，風起雲湧的時代浪潮鍛煉出他們敏捷靈活的處世手段，激烈自由的思想交鋒也有利於他們修正國家前行的正確航向。他們是時勢所造之英雄，更是可以造時之英雄。日本知識分子的這種“變臉”功夫，在著名思想家吉田松蔭身上體現得最為充分。作為一名改革開放的提倡者，吉田卻堅定地站在“攘夷派”一邊，他並非為了反對幕府的開國政策，而只是出於推翻幕府的政治需要：他認為只有先“攘夷”才能削弱幕府，將幕府與西方訂立的條約盡行廢除，待到國權統一後再實行開國政策。這樣靈活大膽的思維觀念，遠非以“道統”劃分敵我陣營的康有為等輩可企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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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才是睜眼看世界的人：林則徐渡邊華山（1）
誰才是睜眼看世界的人——林則徐為何沒有渡邊華山看得更遠
林則徐是公認的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東鄰的渡邊華山也被日本人讚譽為“我開國史上的第一人”。然而，這兩位首開先河從西方盜取火種的“普羅米修斯”，近年來在各自國家卻譭譽不一。相較於渡邊華山在日本的聲譽鵲起，林則徐定格在中國歷史上的偉人地位則受到質疑。有人根據檔案資料證明林則徐其實對西方並不真正瞭解，對中西關係的許多判斷是錯誤狹隘的，甚至有人在網上謾罵林則徐是“民族的罪人”。是後生輕狂厚誣前人，還是我們真的過高地評價了近代史上的林則徐？
林則徐是公認的近代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而東鄰的渡邊華山也被日本人讚譽為“我開國史上的第一人”。他們處於同一個激烈變蕩的轉型時代，並分別擔當“馭夷”要職，分屬本國統治階級中的開明人物，比別人更早更深刻地認識到西洋諸國的先進性和自我危機的嚴重性。他們獨具慧眼，挺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