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向左,世界向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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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影子啊！李鴻章是在數十年強毅力行之後，帶著一腔心有不甘的悲哀離開這個世界的。這種悲哀越出了一己之私，因此這種悲哀便成了中國近代歷史的一部分。

可臨死，他還念念不忘提醒國人警惕虎視眈眈的強盜鄰居。這其中，自然有伊藤博文和他主政下迅速崛起的日本。

二　出身不同　背道而馳

§“衛道救時”的大清棟樑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一個是中國的首輔大臣，一個是日本的首任首相，地位相當，時代相同，風雲際會，砥柱中流。面對共同的“千年未有之變局”，歷史發令槍猛然打響，在中日近代化大比拼的賽道上，洋務運動與明治維新同時起跑。懷著富國強兵的同樣夢想，李鴻章和伊藤博文作為領軍人物，帶領各自的國家一路追趕。儘管日本起步比中國還遲，然而最終結局卻大相徑庭，一悲一喜：大清王朝愈加搖搖欲墜，日本帝國則一飛沖天。

世事流雲，人生飛絮。同樣是“經世之才”，一個身負罵名，抑鬱而終；一個大功告成，奇勳蓋世。這樣懸殊的結果，難道真的是南桔北枳、水土不服？還是真如李鴻章所抱怨的，只怪“君臣朝野人心不齊”？斯人已乘黃鶴去，當時成敗已滄桑。千秋功罪，任人評說。

大臣與首相的差距：李鴻章和伊藤博文（4）

事實上，也許很多歷史學家都忽略了，解開二人命運的密碼，1865年是一個重要的年份。

1865年1月12日，日本改革派武士不顧實力懸殊，奮然在下關發動長州起義，與幕府勢力決一死戰。起義領袖高杉晉作奮然寫下絕命書：“國家有難，心中如火”，為“忠義之鬼，快哉，快哉！”（百日維新失敗後，譚嗣同在菜市口臨刑時，也曾高呼：“有心殺賊，無力迴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其言何似，其情何異）舉事之際，很多人突然猶豫觀望，幻想透過談判媾和自保，高杉晉作堅決反對，他形單影隻，與眾人爭得面紅耳赤。在此箭在弦上、千鈞一髮之時，伊藤博文率領力士隊三十人和另外八十人挺身而出，支援起義。經過浴血拼殺，起義竟奇蹟般取得了勝利，長州成為倒幕鬥爭強有力的基地。

而在同一年，四十二歲的李鴻章早已官至兩江總督，擴建金陵製造局，開始了振興中國近代軍事工業。可以說無論是沙場征戰，還是洋務維新，二十四歲的下級武士伊藤博文在老前輩李鴻章面前，都只是個姍姍來遲微不足道的青皮後生而已。

誰又能想到，這場龜兔賽跑，其實從一開始就勝敗已定。

李鴻章和伊藤博文都屬於“士”階層。不同的是，李鴻章出身“以科甲奮起”計程車大夫之家，而伊藤博文則出身於破落武士之家。兩人都有補天之才，凌雲之志，但階級出身不同，成長環境有別，其人不同，則其道相異。李鴻章要補的必然是大清帝國的“天”，伊藤博文則不顧一切地要打破封建專制的罈罈罐罐。為維護大清王朝，李鴻章“無論如何之事，不驚其魂，不惱其心，彼能忍人所不能忍”，流連帝制官場，享受權力巔峰，連梁啟超也忍無可忍，批判他是“有閱歷而無血性之人也”。

梁公此言，其實差矣。李鴻章一生事業，與“血性”無關。

自明末資本主義萌芽曇花一現，一直到鴉片戰爭前後，中國傳統社會還是“鐵板一塊”，專制制度相當牢固。學而優則仕，封妻廕子，功成身退仍然是中國士人千百年來夢寐以求的至高理想。只有取得了位子，才能推行自己的主張；而主張的得以實行，反過來又穩定了位子。就李鴻章而言，他出生在以尚儒為傳統教育的官僚家庭，自幼受孔孟思想的薰陶和影響，這使他十分自然地成長為綱常名教的忠實信徒。從他辦團練、統淮軍，為挽救清王朝統治浴血奮戰那天開始，歷史就註定了他只能是一位“衛道”、“救時”的傳統官僚。他二十四歲即成為科場得意的青年才子，眼光超卓，手腕敏捷，一路凱歌，扶搖直上：大學士，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直至坐鎮北洋，遙執朝政。甚至連外國人也只知有李鴻章，而不知有晚清朝廷……這樣的人生際遇，誠如他自己所言“遭遇不為不幸”。身為道、鹹、同、光的四朝老臣，他對清廷的一片忠誠，也得到了慈禧的賞識，她讚譽李“忠誠堅忍，力任其難”。在李七十壽辰時，她與光緒共賜壽聯，稱之“棟樑華夏資良輔”，這種榮譽“為漢大臣所無”。慈禧對李的倚重和信賴，更使他“未忍乞一日之假，偷一息之安”，這樣的際遇，豈能不“謝主隆恩”？又豈能不死心塌地地為清統治者效犬馬之勞？

他一輩子的事業榮華，都靠自己流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