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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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按照賈植芳後來反思時的說法，就是要來個“清君側”了。前面已經提到，周恩來曾當面提醒他“也有點宗派主義”。然而，周恩來的告誡卻沒有引起他的足夠的重視，他的悲劇命運，從他自身來說，也是難以避免的了。

18並非完全“必須”的“戰鬥”（7）

12月８日，文聯、作協擴大會議結束。會議作出《關於〈文藝報〉的決議》，改組了《文藝報》的編輯機構。郭沫若、茅盾、周揚在會上發了言。郭、週二人的發言稿事先都經毛主席審閱過，毛主席在他們講話的當天早上給周揚寫信說：“均已看過，決議可用。你的講稿是好的，在幾處地方作了一點修改，請加斟酌。郭老講稿很好，有一點小的修改，請告郭老斟酌。‘思想鬥爭的文化動員’這個題目不很醒目，請商郭老是否可以改換一個。”郭、茅、周發言的題目分別為《三點建議》、《良好的開端》、《我們必須戰鬥》。

周揚的這個發言分三個部分：一、開展對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鬥爭；二、《文藝報》的錯誤；三、胡風先生的觀點和我們的觀點之間的分歧。周揚在談到《文藝報》的錯誤時，自己也承擔了責任。他說：“《文藝報》的錯誤，當然不只是一兩位編者的。

我們放棄了對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批判和鬥爭，實際上就是對資產階級思想投降，這是我們工作中最大的錯誤。我也就是犯了這種錯誤的。幾年來，我把精力大部分放在政府文化行政工作上，這一方面的工作，我也是沒有做好的，而很少注意研究文藝思想問題和認真地閱讀作品。我和各方面作家的接觸是很不夠的。對於《文藝報》這樣一個重要刊物，我一直關心很少。因此《文藝報》的錯誤，我要負嚴重的責任。我有負於黨和人民的委託。”文章中只在一處點到馮雪峰的名字，著重批判《文藝報》對第二次文代會的方針採取了消極抗拒的態度，末了說，批評《文藝報》，並不是認為它過去一切都錯了，還對《文藝報》的成績予以肯定。在談到胡風集中力量攻擊《文藝報》宣傳了庸俗社會學，認為這是《文藝報》的思想基礎和錯誤根源時，周揚說：“是的，庸俗社會學是有的。有許多人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了，對文學現象作機械的社會學的解釋。他們不瞭解或不承認文學藝術的特點；認為文學作品的物件不是具體的真實的人的生活本身，而是一般的社會法則；認為文學作品只是政治概念的形象化，而不重視人物創造和表現人物內心活動的意義；認為一切過去時代的文學都只是過去時代的經濟政治制度的宣傳者和擁護者；認為新時代的文學必須離開舊時代的遺產而重新開始。是的，我們過去對這種庸俗社會學批評得很不夠，甚至在企圖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的文章中也混雜著這種庸俗社會學的觀點。這是我們的錯誤，我們必須糾正這些錯誤，同文學領域的一切庸俗社會學觀點作鬥爭。如果我的文章中也有這種錯誤觀點，我一定堅決糾正。在這裡，順便也要說到，胡風先生對祖國文學藝術的遺產、對文學藝術的民族形式、對文學藝術的技巧等等的虛無主義態度，也就是這種庸俗社會學的一種流派。我們對於庸俗社會學的這個流派，同對於庸俗社會學的其他流派一樣，都沒有進行堅決的鬥爭，這當然也是錯誤的，必須糾正的。”“但是現在的問題還不在這裡。現在的問題是在：胡風先生假批評《文藝報》和庸俗社會學之名而把關於文學的許多真正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一律稱之為庸俗社會學而加以否定。”“因此，表面看來，在反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投降主義的問題上，在反對對新生力量的壓制態度的問題上，胡風先生是和我們一致的，而且特別地激昂慷慨，但是誰要看看這個外表的背後，誰就可以看到，胡風先生的計劃卻是藉此解除馬克思主義的武裝！”周揚的發言火藥味十足，不過他仍然說：“我在上面說了我們和胡風先生等在文藝思想上的基本分歧，但這並不等於否認胡風先生、阿壠先生、路翎先生在文藝事業上的勞績。同時，胡風先生和路翎先生在大會上所發表的意見也有一些是好的，值得重視的。他們的一些正確的意見，我們都願意誠懇地接受。”周揚最後說：“我們要正確地開展學術界、文藝界的自由討論和批評，我們就必須把對於真理的虛心探討的態度和對於敵對思想的堅決鬥爭的精神很好地結合起來。為著保衛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為著保衛和發展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為著發展科學事業和文學藝術事業，為著經過社會主義革命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必須戰鬥！”（《周揚文集》第2卷第312、320、323、327頁）這樣，胡風的逆境便難以挽回地向前發展了。　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