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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並非完全“必須”的“戰鬥”（6）
周恩來
７月２７日 同日，周恩來又覆信胡風：��
胡風同志： ５月4日你給我的來信和附件均收閱。現知你已來京，但我正在忙碌中，一時尚無法接談，望你與周揚、丁玲等同志先行接洽，如能對你的文藝思想和生活態度作一檢討，最好不過，並也可如你所說結束20年來的“不安”情況。
舒蕪的檢討文章，我特地讀了一遍，望你能好好地讀它幾遍。
你致毛主席的信我已轉去。
致以 敬禮
周恩來
７．２７ 根據總理的指示，###於1952年９月６日起至１２月１６日止，在丁玲的住處共開了4次座談會，幫助胡風認識他的錯誤。
除了這幾次座談會之外，好幾位同志還和胡風作過一次或幾次個別談話，以誠懇、坦白的態度，嚴肅地具體地指出他的文章中的錯誤之處和錯誤的性質，但胡風僅就他和黨的不正常關係作了一些反省，對自己文藝思想上的問題則始終沒有什麼檢討。1953年２月15日###向周總理和黨中央報送的《關於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經過情況的報告》中彙報了上述內容，並說經他本人同意，正計劃把他的家從上海搬到北京來，工作先安排到文協，將來再考慮安排適當工作。３月5日周總理在這個報告上批示：“對胡風的方針和態度正確。已告###應該堅持下去，繼續對他的思想作風和作品進行嚴正而深刻的公開批判，但仍給以工作，並督促其往前線或工廠與農村中去求鍛鍊和體驗，以觀後效。”周總理的批示及###的報告均曾送經毛主席、劉少奇圈閱。接著，林默涵、何其芳根據他們在這次座會上的發言分別整理成《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公開發表。（以上引文均見：林默涵：《胡風事件的前前後後》，史海陽、王啟和編：《文壇公案：秘聞與實錄》，團結出版社，第239－242、245頁）
這裡不厭其煩地介紹了一下批判胡風文藝思想的來龍去脈和中央有關信函，意在說明，第一、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不是由於周揚或哪個人與胡風的個人之間的恩怨引起的，而是由於長期以來在文藝思想上存在的一些分歧未能得到解決在當時形勢下的一個必然的發展；第二、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始終是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進行的，方針和做法都是經過黨中央批准同意的，並不是什麼周揚的“宗派主義”在興風作浪。“文革”中有材料說，周揚包庇胡風，在這次座談會前曾把這次座談會的方針、做法、精神等指示的信件給胡風看過，並且在會上講：“並不是說胡風在政治態度上就是反對毛澤東同志的。但政治態度上擁護毛澤東同志，和文藝思想上反對毛澤東同志的思想，這是兩件不同的事。”他還肯定了胡風的某些正確意見，說“胡風一向的確抓到了我們的文藝運動中的真正的弱點，就是公式化、概念化。這個傾向，從左聯到現在，一直糾纏不清。”看來，周揚在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評中還是注意把他在文藝思想上的問題同政治態度嚴格加以區分開來，對他在文藝問題上的意見也採取分析的態度，不是一概加以排拒的。
1954年２月，中央七屆四中全會解決高崗、饒漱石的“反黨聯盟”，會議公報說，某些高階幹部“忘記了共產黨員必須具有的謙遜態度和自我批評精神，誇大個人作用，強調個人的威信，自以為天下第一，只能聽人奉承讚揚，不能受人批評監督，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和報復，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這時，幾年來一直受到批評的胡風產生了一個錯覺，對會議內情並不瞭解的他越想越覺得周揚等人就是公報中所批評的那種人，他決心“破釜沉舟”，向著視他為文藝界“唯一的罪人和敵人”的周揚、丁玲、馮雪峰、林默涵等開戰了。他從3月至6月，在他的朋友們的幫助下，寫出了《關於解放以來的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被稱為“三十萬言書”，於7月送交中共中央。
這一年10月《紅樓夢》研究中的資產階級傾向開始批判之後，胡風又一次產生錯覺，誤以為毛主席對文藝界領導和《文藝報》的批評是他的“三十萬言書”起了作用。於是他在會內會外大動起來，既興奮又緊張，要他的朋友們配合行動，“把會議由《報》拖到全面”，攻倒他所謂的“宗派主義統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