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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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上不開展。”所謂“政治上不開展”，“主要”就是毛澤東“覺得他在政治思想鬥爭中下不了手”。不久，他便遵照毛澤東的意見，到湖南參加土改工作去了。這一年籌備第二次文代會這樣重要事，開始一段也完全由胡喬木主持，沒有讓周揚參加。（張光年：《回憶周揚》，《憶周揚》第８、９頁）　不料在胡喬木的主持下，因為擬學習蘇聯取消文聯，犯了一個錯誤，在大會報告已經起草出來，向毛澤東彙報時，引得毛澤東大為生氣，於是事情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張光年回憶說：“快開會時，喬木向毛主席彙報，毛主席對其它沒說什麼，但對取消文聯發火了。他狠狠批評了喬木一頓。說：‘有一個文聯，一年一度讓那些年紀大有貢獻的文藝家們坐在主席臺上，享受一點榮譽，礙你什麼事了？文聯虛就虛嘛！’就因為這件事觸怒了，大會報告也氣得不看了。他認為取消文聯，不利於團結老輩文藝家。這樣一來，就不讓喬木管，趕快打電報要周揚回來重新籌備第二次文代會。”

（同上，第8頁）胡喬木主張仿效蘇聯的文藝制度，將當時的文學工作者協會、戲劇工作者協會等改成各行各業的專門家協會，而毛澤東不願意事事模仿蘇聯，一聽說因為蘇聯不設文聯，我們就取消文聯，他就十分惱火。他主張保留文聯，是出於團結老輩文藝家的考慮，當然不是在各藝術家協會上面再設一個總的實際領導機關。

毛澤東對周揚在“政治上不開展”的批評，並沒有在周揚的思想上形成多大負擔。他的境遇的迅速改變，一心一意要推動文藝戰線各項工作的進一步發展，奪取文學藝術各個方面的新成就，他心中的這點不快很快就消失得一乾二淨了。1958年３月他在武漢大學向全師生員工作報告講到個人主義問題時曾現身說法，輕鬆而坦誠地說：一個人嘛，一點個人主義的東西都沒有，這個我不敢說。

你說我一點個人主義的東西都沒有？有不如意的事情時心裡很舒服？那我不敢講，那是欺騙你們，因為我也是不太舒服的。可是有一點可向同志們攤開的：立刻覺得它可恥，不要去想它就完了嘛。

世界上的事不去想它，它就不成問題；想它，它就成了問題。問題就在這個地方，它如果能生產價值，如果這樣一想，學問就提高了，能寫出一篇文章，或有了一項科學發明，那麼想一想也好。但是你那種想法，它不生產價值，只有一種作用，就是折磨人，把人折磨得很苦；再加上人家說你個人主義。只有這兩種作用，除此之外，毫無益處。在這個社會里，人家說你個人主義，說你不開展，不開展倒不要緊，自己又折磨自己，不高興，那又何必呢？如果不開展不吃苦，而是很舒服的話，那還差不多。世界上不是講功利主義嗎？總要有一點好處嘛！周揚的這番話在會場上引起了陣陣笑聲。“君子坦蕩蕩，小人常慼慼”，誠然哉！　。　想看書來

17在曲折中前進（5）

周揚回到北京後，先找了胡喬木，又找了毛澤東，然後就帶著起草小組重新起草大會報告了。起草組除了原先的林默涵、張光年、袁水拍之外，又新增了劉白羽。毛澤東起用周揚代替胡喬木，重新籌備第二次文代會，表明他對周揚還是信任的。

這次文代會於9月23日至10月6日在北京召開。周恩來作政治報告，提出了社會主義改造的過渡時期文藝的主要任務，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確定為我國文藝創作和文藝批評的最高原則；周揚作的題為《為創造更多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而奮鬥》的報告，對第一次文代會以來文藝的成績和存在的問題以及當前創作方面和組織方面的任務作了全面的闡述；茅盾的報告就公式化、概念化作了詳盡的分析，並提出了具體的克服途徑；胡喬木在報告中重點闡述瞭如何運用社會方式領導文藝工作，以克服違背藝術規律的行政方式和不恰當的干涉。這次會議嚴肅認真而又實事求是地總結了建國以來文藝創作和批評以及組織領導工作的經驗教訓，對創作和批評中“現實主義的薄弱主要是公式化、概念化的錯誤傾向”，即違背藝術規律的文學教條主義和藝術教條主義進行了旗幟鮮明的尖銳的批評和初步的清理。

周揚的報告的一個亮點是對於那種不從生活出發，而從概念出發的嚴重的主觀主義創作方法的批評，對於藝術特點的強調。他認定：“文學藝術創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傾向之所以不容易克服，還由於一種把藝術服從政治關係簡單化、庸俗化的思想作祟。”“文學藝術區別於其他觀念形態的根本特點是藉助於形象來表達思想，沒有形象，就沒有藝術，形象是隻能從生活中吸取來的。我們的有些文藝工作的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