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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有許多具體的方式,不能形成只有這麼一個公式,同時也不應當自覺不自覺地宣傳恩賜觀點。周揚還批評寫幹部也有一套格式,差不多幹部都講空話。他不無幽默地說:“這條相當嚴重,是不是我們的幹部官僚主義比較多,所以寫出來都比較空洞!?可能這也是個原因。影片中的幹部不大做事情,不大行動的,出來講那麼幾句話:‘你,這……很好!很好!依靠群眾……’諸如此類。毛主席也感覺寫正面人物寫的不大好。而且成為格式了,甚至走路也有了個公式。我提個意見,是不是幹部平常什麼樣就寫他什麼樣子,因為農民也可以做共產黨的幹部也可以做領袖,不要另外去找個格式。”
(《周揚文集》第2卷第220-221頁)
周揚在這次講話中特別強調要寫人物,要寫出人物的情感,不要怕別人說這是“小資產階級感情”。他說:“我們在作品中,每每寫到感情時,就不敢寫了,怕露出小資產階級感情來。如張伐同志演《翠崗紅旗》中的二猛子,他說他不敢用感情,他的宗旨,就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由於他的慎重,結果把解放軍演得不管見人見事都是不動感情。我們不應當把感情看成是個人的,而應當看成是代表群眾的,這是感情的標準。這種感情可以引導並激動我們敢於去鬥爭,我看這種感情不但可以去描寫,而且應當去描寫。過去作品中沒有描寫,那是錯誤。如《人民的戰士》中,劉興告訴了小萬父親說小萬負傷了,而小萬的父親都不敢表示悲痛,還有劉興打回家鄉,意外地看到了妻子和小孩,也都一點兒表情都沒有,如表現一下感情就說是小資產階級的,這是違反真實的,因此也就不能引動別人的情緒。”(同上,第210頁)1954年10月,他在電影劇作講習會上的講話中又說,對情感不要採取簡單化的辦法,“動不動就以小資產階級情感扣上去。小資產階級還有進步的情感、向上的情感嘛!”“如果藝術都不感動,那藝術就要衰亡了。”他進一步指出,“作家的創造性是作家的個性,作家的個性是在創作中間起很大作用的東西。如果我們不去保護它、鼓勵它,而是打擊了它、束縛了它,就會給藝術創造帶來很大的危害。”“有的作家很頑強,有的作家很脆弱,有一點束縛的時候,就把他摧毀下去了,他以後就按著公式寫文章,他固然不暴露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感情了,可是另一方面他卻採取了公式的方法寫,概念的寫,變成你要我怎麼講話我就怎麼講話,你要我怎麼表演我就怎麼表演,聽領導的意見請領導指示好了。創造如果變成這樣子,是沒有前途的,是有點危險的。”周揚主張:“要讓藝術家用他所熟悉的東西,所感動的東西,把這個時代從各方面,不只是從一個角度表現出來,是按照他所感動的,他所認識的,他所觀察的,而不是按照領導方面,或者是那一個人告訴他的。領導方面告訴他的當然重要,但不只是按照這個方面,主要是根據他所觀察的,所體驗的,所感動的,所感受的那個時代的真理在那些方面所表現的,或某一個方面所表現的時代的真理、時代的精神。這樣就使得藝術創造的方面多樣了。我覺得這個問題是關鍵問題。”(文化部機關革命戰鬥組織聯絡站、紅代會北京師大井岡山公社中文系聯合大隊合編:《徹底揭發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周揚在文藝界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 。 想看書來
17在曲折中前進(4)
關於公式化、概念化的問題,根子在於不是從生活出發而是從政策出發。他認為,政策是從生活中來的,是對生活規律的認識,根據群眾的願望和利益制定的;政策是觀察生活的一個指南,但在觀察事情的時候,不是把它作為一個抽象的教條,一個“標準”,而是應當按照千百萬人的實際去看,從千百萬人的關係去看。這的確是個“關鍵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作家、藝術家才能寫出感動自己然後再感動讀者的作品,才有題材、風格的多樣化。 第二次文代會 毛澤東對周揚在建國初期所作的工作,總的來說是滿意的。但也有不滿意的地方,主要是覺得他在政治上鬥爭性不強,心太慈,手太軟。《清宮秘史》、《武訓傳》的問題哪一個都不是他發現的,對前者他至今未批,後者也是在自己的發動下才起而批判的。在那個非常強調意識形態領域階級鬥爭的年代,對於一位思想文化戰線的主要領導人來說,這就是一個致命的弱點了。
1953年春,毛主席找周揚談話了,把他狠狠地批了一通。張光年回憶說:“1953年初,毛主席批評他很厲害。把他叫到中南海,回來後情緒惡劣。我問他,多的沒說,只是感慨地對我說:批評我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