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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負責人之一名乙。方信和名乙都是田漢的“南國社”的成員。
名乙回憶說，周揚開始沒有參加“劇聯”，只是經名乙介紹參加了進步劇團“摩登社”。後來劇團解散，才和其他人一起進入“劇聯”。
“9·18”事變後，“劇聯”黨團書記同意讓周揚參加蘇聯話劇《第四十一個》的演出，演一個紅軍戰士。因為他不會講普通話，一口湖南話，土音很重，別人聽不懂，劇中的這個紅軍戰士不說話，所以就讓他去扮演這個跑龍套的角色。周揚在“劇聯”期間的活動，人們能夠記得的，大概就是這麼一件事了。
1931年底，周揚加入“左聯”。革命事業需要年輕有為的人。
他加入“左聯”不久，便被推上了常委的工作崗位。這一年，他23歲。
此時，他還是一個沒有同黨的組織接上組織關係的黨外青年，也沒有重新向黨組織提出入黨申請。這是為什麼呢？他在延安時期寫的自傳中曾這樣說過，從客觀原因來說，是由於對當時黨的錯誤路線下對知識分子革命青年的態度的不滿。“我那時並不認識立三路線的錯誤，我還沒有那個能力和基礎。但使我長久不能忘記，刺傷了我的自尊心的，是當時遇到的一位區委同志對左翼非黨知識分子所表現出的那極令人難堪的鄙夷的態度。當時我得到了這樣一個印象，他們且正式這樣說過：要談馬克思主義，就要是黨員，否則就是空談，就是假革命，就是最可恥的行為。……從此我見了他們彷彿感到羞愧，侷促不安，我漸漸避免見他們了，我孤獨地抱著革命的志願並無行動地生活著，成了一位朋友批評我們的所謂‘革命的高蹈派’。”周揚感到，現在自己已經成為“左聯”的一員，而且是常委了，不應該再留在黨外了。於是，他向黨組織提出了入黨要求。
由同是“左聯”常委的馮雪峰同他談了一次話，很快就被透過吸納為中###員。沒有馮雪峰的賞識，他就進不了“左聯”常委，恢復不了黨的組織關係。周揚對此一直心存感念，多少年之後，還不時提起。
“左聯”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簡稱。它以魯迅為首，成立於1930年。左翼文學，或曰普羅文學，是一個國際現象。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使蘇聯成為左翼文學的發祥地。在蘇聯出現的“無產階級文化派”，曾受到列寧的批評，但其“左”的影響並未肅清，隨之出現的“拉普”更“左”，從20年代到30年代，形成一種世界性的潮流，世界各國的革命文學者紛紛起而效仿，影響及於全世界。
左翼文學，普羅文學，即無產階級文###動，其突出的一個特點就是政治性強，集中體現在文學與革命、藝術與政治的關係上強調政治而忽視藝術。各國的革命文學組織都是受該國共產黨的領導，成員大都是共產黨員，領導人不少都是革命家。他們都主張文學應當充當革命的武器，階級鬥爭的工具。他們片面強調世界觀在作家創作中的作用，以為有了先進的世界觀必然會產生優秀的作品，鄙薄藝術技巧、輕視文化傳統的傾向十分嚴重。思想政治上的“左”傾錯誤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關門主義，是各國左翼文學的通病。這一切，不僅可以從各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中找到根據，尤其可以從蘇聯國際革命作家聯盟、蘇聯“拉普”那裡找到源頭。
中國左翼文###動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發生的。正是在這前後，在中國文學史上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口號，圍繞著“革命文學”這個問題，各進步文學社團和個人之間爆發了一場大論戰。在這場論戰中，五四新文學被作為資產階級文學而遭到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魯迅也成了“革命”
的物件，被攻擊為“時代的落伍者”，資產階級“最良的代言人”、“封建餘孽”，“對於社會主義是二重的反革命”。國共合作的破裂，國內戰爭的殘酷進行，黨內“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錯誤，特別是蘇聯的極“左”思潮，對年輕的中國左翼文###動的影響是決定性的。這場論戰的積極意義是擴大了“革命文學”的影響，推動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動的發展。但是教條式地搬用馬列主義的詞句，對中國的社會實際和革命實際缺少了解，在對魯迅的態度上犯了嚴重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的錯誤。魯迅在這場論戰中以馬克思主義武裝自己，完成了由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轉變，成為左翼文學當之無愧的領袖。
3 艱險火熱的鬥爭生活3���（2）
關於中國左翼文###動的弱點，魯迅曾不只一次地指出，左翼作家脫離實際鬥爭，不瞭解舊社會和舊勢力，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