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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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揚回到湖南益陽家中。湖南在五月“馬日事變”之後，到處抓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處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家鄉不可久留，他的組織在上海，他要趕快回去，在組織的領導下進行革命鬥爭。他沒住多久，就告別了家人，又回到了上海。
他萬萬沒有想到，同他兩個多月前的情況相比，這裡已是一切皆非了。黨的組織沒有了，以前的同志許多都不見了，夏鍾潤也已去了日本。自首的自首，消極的消極。周揚不知道到哪裡去找組織關係，不知道自己該怎麼辦。他就像一隻離群的孤雁，感到從來沒有過的苦悶和孤單。
此時，周揚已讀到大學三年級，離畢業還有兩年。他對大夏大學本來就極端不滿，現在更是度日如年，還要再熬上兩年的時間，實在讓他難以忍受。於是，他轉入了高師科，改學教育專業，僅用不到一年的時間，就拿到了畢業證書。他一拿到畢業證書，就東渡日本，去尋找組織關係，尋求革命的真理去了。
周揚於1929年初到達日本。那時的日本，正是左翼文化運動蓬勃發展的年代，知識界正處於學習馬列主義的高潮之中，普羅文學十分繁盛。日本的左翼文###動開始於20年代初，各種左翼文藝組織很多，除了無產階級藝術聯盟之外，還有勞農藝術家聯盟、前衛藝術家同盟，全國藝術同盟、鬥爭藝術家聯盟、左翼藝術家同盟、農民文藝會等。後來，共產第三國際作出決議，日共的福本主義路線受到批判，於是在這些組織的基礎上，於1928年成立了日本左翼作家總同盟，並接著組成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簡稱“納普”。日本本是一個善於學習外來文化的國度，馬列主義和蘇聯方面的著作翻譯介紹非常之快，也非常之多。那時的日本對中國的進步青年很有吸引力，很多人都往那裡跑，去那裡取“火”，取馬克思列寧主義之“火”，取無產階級革命文化之“火”，普羅文學之“火”。 周揚來到東京，住在小石川區林町的“國師館”。這是一座兩層的木屋，約有二十來個房間，住在裡面的多是留日的中國人。周揚住下之後，一是拼命地找日本左翼文化人的關係，二是拼命閱讀左翼文藝書籍。他見到了夏鍾潤，可是夏也失去了組織關係。他加入了日本左翼文化人所主辦的暑期外國語大學，參加了中國青年藝術聯盟，這是一個“左”傾的中國留學生組織，沈西苓、許幸之等都是它的成員。周揚不懂日文，主要是看英文書。他後來回憶說，他常到有名的丸善書店去，那裡有很多英文書刊，他在那裡一看就是半天。每次去都要買很多回來。令他特別感興趣的是那裡的夜市，書都擺在地攤上，價格很便宜。在這期間，周揚看得最多的是英文的日本作家的作品，也看了一些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小冊子，社會科學方面的書。他很欣賞布哈林的唯物史觀，還產生過把這本書翻譯成中文，把它介紹給中國讀者的念頭。他經常和同住“國師館”的鄰居方信討論一些文學方面的問題，給比他小几歲的譚林通介紹讀有關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的作品。
周揚的“左”傾行為，很快就引起了日本警方的注意。在日本大檢舉時，有一次他到一個左翼團體去找人，那裡已被日本警署搜查過，他要找的人被逮捕了，周揚找上門來，警察就把他也給抓了起來。他和一個“左”傾的日本朋友一道，被關進小石川區警察署的拘留所裡。警方雖然早就盯上了他，但並未掌握什麼證據，經過搜查他的住處，也沒有找到任何罪證。在審問時，周揚自辯自己只是一個研究者，沒有任何活動和組織關係。警方把他關了一個月，什麼犯罪證據也沒有發現，最後只好取保釋放。保他出來的是方信和譚林通，這兩位他到東京來以後才結識的新朋友。
從拘留所被保釋出來之後過了一兩個月，周揚就搭乘海輪，離開東京，回到了上海。留日期間，黨的組織關係沒有找到。雖然這個目的沒有達到，但無產階級革命文化方面的知識倒是學習了不少。普羅文學此時正在中國大地上特別是上海如火如荼地發展著，年方22歲的周揚離日回國，此其時矣！他立即投入到紅色文藝的行列中來，猶如蛟龍入海，左翼文化運動翻江倒海地鬧騰起來了。
3 艱險火熱的鬥爭生活3���（1）
艱險火熱的鬥爭生活從“跑龍套”角色到“左聯”常委 周揚是1930年夏回到上海的。開始，他只是作為一個普通的赤色群眾，參加了“劇聯”的一些活動。他經方信介紹，認識了“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