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

第10部分 (第2/4頁)

8　初到延安（1）

到延安去 受到魯迅公開指名批評，周揚感到壓力很大，很受壓抑。這是周揚一生中第一次受到的最為嚴重的打擊和挫折，“文委”書記的工作自然做不下去了，原來十分繁忙的他，現在很少外出活動，在家裡過了一段冷冷清清的生活。蘇靈揚這樣回憶說：“一切明白了，胡風的文章、口號，是魯迅先生請他寫的。既然如此，兩個口號之爭從此停止。”“這時，整天在外奔波的周揚突然在家的時間多了。在家時間多，就可以多翻譯《安娜·卡列尼娜》，我們可以到生活書店向張仲實同志處多領一點兒稿費。我們那時已經有了一個女孩，生活反倒較前寬裕些。這段時間約有半年左右，當時我不太懂，後來知道當時周揚不擔任‘文委’書記了。”“我們從此就過了一段雖然冷冷清清，但比較安定的生活。生活雖然安定些，卻一點也不覺得輕鬆愉快。在火熱的鬥爭中生活慣了的人，字典裡查不到‘安適’兩個字，何況外界的生活是如此沸騰。‘西安事變’，我們正是在這種處境中度過的。”（蘇靈揚：《一個不是作家的“左聯”

盟員的回憶》，《憶周揚》�60－61頁�）　在這段時間，周揚除了翻譯《安娜·卡列尼娜》外，還寫了一些文章，主要有《藝術與人生——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藝術與現實之美學的關係〉》、《論〈雷雨〉和〈日出〉》、《我們需要新的美學》、《現實主義和民主主義》。從這幾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周揚在兩個口號論爭之後和到延安之前，他對文藝問題的思考和在文藝思想上的變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他對於文藝的特殊性的強調，對於創作上的自由競賽的提倡，對於文藝批評中的粗暴傾向的嚴肅的批評。周揚對於文藝是生活的反映，形象是藝術最本質的東西，本書在前面已經作過介紹。這時的周揚仍然認定：“我們要用文學的力量來幫助民族的解放，國防文學的提倡是有極重大的意義的。”但與往日不同的是，善於從挫折和失敗中學習的他，從兩個口號的論爭中接受了有益的批評意見，對自己的不正確的觀點作了糾正。他說：“在作家的相互關係上，尤需要有民主主義的精神。我們不容許文壇上的命令主義，獨斷主義，我們要養成一種自由競賽的風氣。

用思想的卓越性和作品的質來取得在讀者中的威信，這是最公平的辦法。以政治思想的前進來彌補藝術技巧的缺陷，對於其他一切作家的一切嚴肅真摯的努力採取著一種輕視的態度，這是要不得的。因為前進的思想決不是宗派的東西。”“我們主張文學上的自由，正是為了要擴大於民族有益的文學的活動的地盤。”（《周揚文集》第1卷第228、229頁）人們看到，周揚這個一心為革命、一心為民族的年輕人，從錯誤和挫折中奮起了。這樣的人，是不可戰勝的，是會受到人們的歡迎的。

接受胡喬木的建議，周揚寫下了對曹禺的劇作《雷雨》和《日出》的評論。文章批評了當時有的論者對《雷雨》的不正確看法，從思想和藝術的統一上對曹禺劇作，作出了科學的評價，在現代文學史上，周揚可謂第一人。他說：“批評的目的與其說是揭露作品中的缺點，更毋寧說是闡發作品之積極的意義。”他認為《雷雨》最成功的是人物的創造，作者對自己的人物非常熟悉，對人物的描寫非常忠實，“他僅僅把他們安放在一個陰森森的家庭環境裡，那環境好像鐵箍一樣箍住他們，使他們在裡面盲目地行動著，煎熬著，掙扎著，一直到死亡”，從而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崩潰的歷史命運。

他盛讚說：“《雷雨》和《日出》無論是在形式技巧上，在主題內容上，都是優秀的作品，它們具有反封建反資本主義的意義。用一腳踢開的態度對待這樣的作品，無疑地是一個錯誤。”（《周揚文集》第1卷第198－199頁）一個作家能夠寫出很好的國防文學作品，當然是革命所需要的，“但是如果有一個作家，他和實際鬥爭保持著距離，卻有他的巨大的才能，卓拔的技巧，對於現實也並沒有逃避，他用自己的方式去接近了它，把握了它，在他對現實的描寫中，達到了有利於革命的結論。這樣的作家，我們難道不應當拍手歡迎嗎？”（同上，第200頁）　周揚是個職業革命家，由於兩個口號之爭，在上海不大好工作了，在“西安事變”之後不久，馮雪峰提議讓他去日本，並說經費由組織上供給。周揚表示同意。當時，國共合作抗日形勢發展很快，留日的許多共產黨員紛紛先後回國，周揚最崇敬的郭沫若也逃離了日本回到國內。在這種情況下，周揚覺得已經沒必要再去日本了，馮雪峰也表示贊成。書　包　網　txt小說上傳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