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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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沒有得到清算，在爭論過程中，關門主義、宗派主義又頑強地表現出來，在周揚一方尤為突出。在這場論爭中，周揚把政治和藝術混為一談，在強調文藝家在抗日這個政治目標上的統一和聯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時，對文藝家各自在創作上的自由注意不夠，要求所有的文藝家都以國防為主題，那就未免把複雜的藝術創作簡單化了。這當然不只是周揚個人的問題，正是左翼文壇自提倡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以來一向主張的文藝要為政治服務的思想在新形勢下的延續和發展。魯迅、郭沫若、茅盾等人在論爭的過程中，既強調在共同的政治目標上的聯合與統一，又強調在文藝創作上的充分自由，在贊成或反對“國防文學”口號的左翼作家中，都有一些人認為“國防文學”可以作為聯合戰線的口號，但不能作為創作口號，這是在對文藝與政治的關係的認識上的一大進步，是在這場論爭中一個值得重視的具有重大理論意義的收穫。至於在爭論中你指責我搞階級投降主義，我指責你反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則是不可取的。總的來看，事情不具有這種性質，還構不成路線問題，一方不是右傾機會主義，另一方也不是“左”傾機會主義。雙方在政治上都是革命同志，而不是敵人。

對於這次論爭，周揚後來曾在許多場合多次作自我批評，說自己那時年輕幼稚，對魯迅的偉大認識不夠，許多事情處理得不好，當時時局發生了那麼大的變化，應在黨外充分醞釀，特別應當尊重魯迅的意見，但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同魯迅商量不夠，又有宗派主義情緒，作為“文委”的負責人，對兩個口號的爭論是有責任的。1961年3月，他在同電影《魯迅傳》編創人員的談話中說，左翼文藝運動功勞很大，但有缺點，一個缺點是當時黨內“左”傾路線佔領導地位，左翼文藝運動也受到影響；再一個缺點是領導骨幹作風問題，“領導作風大概有‘五風’，有時候簡直不知天高地厚”。“魯迅是與我們這些人不同的。他懂得中國的社會和歷史，對中國整個社會有深刻的觀察。他走到革命隊伍中來，不是單憑一股熱情，而是經過自己深沉的思考和探索。魯迅對我們的幼稚、有些‘共產風’、‘浮誇風’，把革命看得太容易，還有些‘瞎指揮風’、‘命令風’（‘特殊風’是沒有的。要天天搬家，生活很苦，那是另一種意義上的‘特殊’）是不滿的。魯迅不喜歡‘革命空談’，他講究實際，贊成實幹，實事求是。”（《關於電影〈魯迅傳〉的談話》，《周揚文集》第3卷第280頁）1962年11月，他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綱要》討論會上的講話中談到“兩個口號”的論爭問題時說，“應該首先肯定兩個口號都有它的優點，也有它的缺點。‘國防文學’提得很早，影響很多人，各方面人士都接受，連最落後的都接受。‘國防文學’就是要保衛祖國的文學、救亡文學，很通俗，反映了當時大多數人民的要求，發生了很大影響。缺點是不能表現階級立場，各階級都可以有它的‘國防文學’。作為進步作家的口號是不夠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它有‘革命’，有‘大眾’，也蠻好，有階級規定，但一般人就不容易接受了。這兩個口號應該互相配合，互相補充，不應互相反對，互相攻擊。被攻擊的首先是‘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雙方都有宗派情緒，如果現在，你再挑動我也不爭了。

那時是火烈性子，辛辛苦苦搞得東西，那麼多人贊成，你來反對，不行。這些內部情況書中可以少講些。文學史不是運動史，這些我最不願講。文學史還是多講作家作品。要肯定‘兩個口號’都是對的。提出‘國防文學’本來是要克服宗派主義，團結更多的人，可是結果連周圍的人都不能團結，團結了周瘦鵑，卻沒有團結魯迅，這自然是不好的。在爭論過程中又暴露出宗派主義。”（《周揚文集》第4卷第238頁）“文革”十年###結束之後，1978年4月29日，他在接受美籍華人趙浩生的訪談時又說：“主要的錯誤在什麼地方呢？是在解釋國防文學的文章裡面確實有右的東西，……同時這些文章中也有‘左’的東西，‘左’的傾向並沒有被克服。所謂‘左’，就是宗派的教條主義，這個我應該負責任。”他說：這個論爭展開的時候我也在內，錯誤在我，不應該同他（指胡風——引者注）爭論。他提出‘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即使我們不知道是魯迅叫他提的，也不應該跟他爭論，應該歡迎，錯就錯在宗派主義，因為是胡風提的，所以就跟他爭論。”（趙浩生：《周揚笑談歷史功過》，《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2期）周揚的這些看法和分析，比較客觀，比較符合實際，與魯迅的精神是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