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

第10部分 (第3/4頁)

8　初到延安（2）

周揚最後去了延安。這也是黨組織的決定，同他談話的是潘漢年。關於周揚為什麼要離開蔣管區去延安，1978年9月，他在同香港人士趙浩生的談話中曾這樣說：“主要原因是組織決定我去，再一個原因是對‘國防文學’的論戰和路線的關係我處理得不好。

因此，我在那裡的工作很難做。當時是我負責的嘛。我做負責人是在黨遭到破壞以後，沒有人，我才來做頭。我的缺點很多，但是有一個優點，就是相當積極，肯幹。要不然也有幾位老的人，像夏衍都是老的嘛，為什麼要我來做頭呢？所以現在人家批評我也是對的，因為你做了頭嘛。那時候二十幾歲。確實也不懂事。革命熱情是有的，但工作就很難做了，特別是魯迅公開指名批評我以後。那時候我的生活沒有著落。我雖然是個職業革命家，但是在上海的生活我完全靠自己的稿費，黨並沒有給我錢。恰好延安有需要，因為那時候國共合作已經基本上定下來，至少內戰可以停止了，延安打電報來，說需要從上海調一批搞文化工作的人去延安，這樣我和艾思奇、何干之這一批人就去了延安。”（趙浩生：《周揚笑談歷史功過》，《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2期）

1937年9月，周揚夫婦、李初梨、艾思奇夫婦、何干之、周立波、林基路、李雲陽、舒群等一行12人從上海出發，到延安去。

途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時，周立波同史沫特萊去了前方，為美國卡爾遜將軍當翻譯；林基路被分配到新疆工作，後被新疆當局盛世才殺害，成為著名烈士之一。

周揚等人到達延安的時間大約在11月初。最初與毛澤東的相見，令周揚終生難忘。那還是他剛到延安不幾天的一個夜晚，毛主席提著一把酒壺，來到了他住的交際處，來探望他這位新來的湖南小同鄉。他們在一起聊了很長時間，從生活習慣到社會風情，無所不談，唯獨沒有提的是上海文藝界的糾葛，兩個口號的論爭。隨後，周揚還在毛澤東那裡住了一個晚上，兩人徹夜長談，毛澤東也沒有提到兩個口號之爭的問題。周揚很想向毛澤東反映一下上海文藝界的情況，特別是兩個口號論爭的情況，講講自己的錯誤，訴訴自己的委屈。有一次，他與毛澤東談話，剛剛提及此事，就被毛澤東制止了。毛澤東似乎對事情早已瞭如指掌，無須聽他再說。毛澤東只是就如何正確對待個人委屈的問題講了一番發人深思、催人奮進的道理。“他說無非是三種情況：一種是人家批評你批評得對，你確實錯了，那你就應該讓人家批評，不應該感到委屈；一種是你正確，人家批評你批評錯了，那麼真理在你這一邊，你要為真理而鬥爭，不怕受委屈；再一種各有一半錯，那你至少有一半錯，也不是完全冤枉你，你也不要感到有什麼委屈。”《周揚文集》第５卷第４頁）

周揚不能不為毛澤東所折服，這些極富哲理的話，分析透闢，開人心竅，深深地銘刻在了他的心中，給了他無窮的力量。毛澤東的這段話，周揚一生中不知講過多少遍，經常用來勉勵別人，包括同事和親友，也勉勵他自己。他說：“毛主席的這些話，包含了多麼深刻的真理！多少年我都銘記在心，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這些話，時時地鼓勵了我，支援了我。”（同上，第４頁）

肩負著民族的希望的延安迫切需要人才，毛澤東慧眼識珠，周揚這個才學出眾、熱情肯幹的年輕人，很快就得到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器重。

周揚到達延安之前，就和艾思奇、李初梨等人被陝北公學聘請為教授。他到達延安之後不久，便與成仿吾、柯仲平等組織“特區文化協會”。1937年11月14日，“文協”成立大會舉行，周揚被推為7人主席團成員之一，並在大會上作了關於邊區“文協”籌備經過和意義的報告。這個協會先後設立了詩歌總會、《文藝突擊》社、戲劇救亡協會、《文藝戰線》社、抗戰文藝工作團等。1938年９月，他又與艾思奇一道組建了邊區文藝界抗戰聯合會，以後又發起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周揚作為一個文化人物，活躍在邊區“文協”各項工作中，活躍在陝北公學的理論研究和國防教育活動中，為開展邊區廣泛的文化活動，組織文藝工作者奔赴前線，開闢理論和創作陣地等方面，進行多方面的工作。　就任教育廳長、魯藝副院長　周揚先在中央宣傳部做了很短一段時間的工作，很快就擔任了邊區教育廳廳長。時間約在1938年春。

8　初到延安（3）

為什麼讓周揚到教育廳工作？至少有兩個原因，一是當時黨中央很重視邊區教育事業，想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