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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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立刻反駁，也不要加以壓制。

黨的號召，很快得到了大家的響應，引出了幾個不免冷嘲熱諷的牆報，其中最出名的便是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一些年輕的知識分子辦的牆報《輕騎隊》和中央研究院年輕幹部辦的《矢與的》。

接著，在丁玲主持的《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上，在3月份一個月之內接連發表了丁玲的《三八節有感》、王實味的《野百合花》（他還在3月15日《穀雨》第１卷第4期上發表了《政治家·藝術家》）、艾青的《瞭解作家，尊重作家》、羅烽的《還是雜文時代》、蕭軍的《論同志的‘愛’與‘耐’》等雜文，反映他們對於延安生活中的某些缺陷的不滿和意見，對老幹部棄舊娶新、生活待遇等級制度等提出了尖銳的批評，立即在延安政治生活中激起了強烈的反響。王實味是其中的一個突出的代表。他在《政治家·藝術家》、《野百合花》中，提出了用科學、民主意識改造舊意識的很有遠見的看法，但卻忽視了藝術家自身的改造；他強調藝術家在改造人的靈魂中的重要作用，但又過分誇大了文藝家和政治家的分歧，甚至將二者對立起來，把抗日民主根據地描繪成“骯髒和黑暗”的封建專制社會，主張文藝家“首先針對著自己和我們的營壘進行工作”。丁玲的《三八節有感》以及其他同志的有關文章也程度不同地存在某些類似的問題。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11 從整風審幹到“搶救運動”（2）

這些同志所提出的批評，不能說完全有違毛澤東的初衷，但卻在一些領導人中，包括一些軍隊領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感，很快就有人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文章，提出了批評。毛澤東對此十分重視，不過當時他還沒有把問題看得很嚴重，就連對王實味，開始也並沒有把他看做是敵人。4月初，由他主持召開了一次高階幹部會議，會議的中心便是批評王實味和丁玲的這兩篇文章。會上先後有8位同志發言，第一個發言的便是康生的夫人曹軼歐，她事先作了充分的準備，講得很有條理。但因為她不是搞文化工作的，丁玲聽了不以為然。第二個發言的是賀龍，他說，“我們在前方打仗，後方卻有人在罵我們的總司令”，丁玲聽了覺得他是善意的，只是誤會太大了。文藝界參加這次會議的除丁玲之外，只有周揚一個。

周揚坐在會場的後面，沒有發言。（參看丁玲：《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2期）周揚為什麼沒有發言？

不知是因為他早已有言在先，現在無須多說，還是因為會上有些發言言過其實，他覺得與自己的認識有點距離，難以表態？在毛澤東親自主持的這個重要會議上，按照一般常情，處在他這樣的地位，想來是可以大講一番的。但他沒有這樣做，不僅在這一次會議上沒有發言批評丁玲，而且在現有的文獻資料中也沒有發現周揚當時批評丁玲的記載，除了後來寫的那篇批判王實味的長文之外，周揚沒有留下任何批判其他幾個人的片言隻語。周揚此時對待丁玲、王實味的這種態度表明，他與此時的毛澤東的態度相當接近，同樣沒有把他們的問題看得多麼嚴重。直到5月底，毛澤東親自去中央研究院等單位看了牆報之後，仍勸導高階幹部們說，現在“所有發生問題的作品，我們說都沒有什麼大問題。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那些同志根本上都是革命的，都是從外面城市或根據地來的，他們在外面城市也是做革命工作的，有許多人已經做了很長時間，現在還是做革命工作。至於某些時候，或者某次說話、寫文章沒有弄好，這是屬於部分的性質，這樣的問題好解決，都不是什麼嚴重問題。”

即使對他認為“個別比較嚴重”的王實味，儘管在他看來“他的思想是比較成系統的，似乎壞的東西比較更深一些”，也還是稱他為“同志”，仍然是一個需要小心引導加以爭取的物件，至於其他寫了一些有問題的文章的同志，就更“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問題”了。

（《毛澤東在高階學習組的報告》，1942年5月28日）只要回頭看看周揚寫於半年多之前的那篇《文學與生活漫談》，就可以發現，周揚與毛澤東對這類問題的看法是何其相似，真可謂“心有靈犀一點通”了。

但是，情況很快就發生了變化。當時，從國際上來講，蘇聯在德軍的進攻下正處於最困難的時期；從國內來講，蔣介石正準備採取軍事進攻和內部破壞兩手搞垮中共，邊區也處於最困難的時期。中共中央為此兩度發出準備應付第三次###高潮的通知，同時全力部署破獲“國特”，以絕內患。就在這個時候，國民黨方面對王實味、《輕騎隊》等表示響應和讚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