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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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星期天會餐，吃肉吃饅頭。有一位陝北米脂縣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同學馬尊說她們家裡生活也沒有學校好，沒有天天吃乾飯，也吃不到那麼多肉。何其芳老師陪同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去重慶談判途經西安，有朋友問他：‘你們延安生活怎麼樣？’他謙虛而自豪地回答：‘我們延安的生活不怎麼樣，但是天天有肉吃。”（程遠：《我們的好院長》，《憶周揚》第89－90頁）

這一年的春節，延安在一片喜慶氣氛中度過。魯藝舉辦了一個聯歡會，周揚擔心禮堂冷，特意讓籌辦的同志一個隔間擺入了一盆燒紅的炭火。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同志都來參加魯藝的聯歡會。炭火通紅，人們的革命熱情比炭火還熱。

大家淋漓酣暢地跳舞唱歌，直到凌晨兩點方休。延河兩岸數十里平川鞭炮響了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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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從整風審幹到“搶救運動”（1）

整風開始了　魯藝是延安文藝界一個重要方面，魯藝整風是延安文藝界整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魯藝看延安，可以得知整風運動的過程、成就和問題。

當時，我國正處於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日本侵略軍對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連續“掃蕩”，國民黨反動派發動的第三次###高潮，使根據地陷入極端困難的境地，物質條件極其匱乏。由於黨內歷次錯誤路線特別是“左”的教條主義的嚴重影響尚未從思想理論上得到認真的清算，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十分嚴重，黨風、學風、文風方面存在不少問題。正如毛澤東所反覆指出的那樣，有些人把馬列主義當成死的教條，“對於研究今天的中國和昨天的中國一概無興趣，只把興趣放在脫離實際的空洞‘理論’研究上，”

他們“言必稱希臘”，“自以為是，老子天下第一，‘欽差大臣’滿天飛”，“只知生吞活剝地談外國”，到處照搬萬古不變的教條。毛澤東在這裡所說的“希臘”和“外國”，是指當時的蘇聯，而“欽差大臣”，自然就是那些從莫斯科回來的人了，因為只有他們才稱得上是在黨內指手畫腳的“欽差大臣”。在毛澤東看來，這些留蘇回來的學生，對中國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對中國的問題無興趣，對自己的指示不重視，“理論與實際相分離”，“只知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中的若干詞句”，“無實事求是之意，有譁眾取寵之心”，“謬種流傳，誤人不淺”。毛澤東本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團結——批評——團結”方針，在1941年基本上解決了在中央領導層的思想上統一之後，便於1942年在全黨範圍內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整風運動。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

延安整風的目的，是肅清教條主義的影響，以及小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習氣，把全黨的思想，主要是領導幹部的思想納入到毛澤東思想的軌道上來，把共產黨建設成為一個思想統一、行動統一的富有戰鬥力的黨。毛澤東反覆指出，“這一次整頓三風的鬥爭，他的性質是什麼樣的呢？就是一個無產階級的思想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因為過去的思想方法、教育方法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結果弄到現在黨內思想龐雜，思想不統一，行動不統一，這個人這樣想問題，那個人那樣想問題，這個人這樣看馬列主義，那個人那樣看馬列主義，一件事情，這個人說是黑的，那個則說是白的，一人一說，十人十說，百人百說，各人有各人的說法、看法，差不多在延安就是這樣，自由主義思想相當濃厚，有許多違反馬列主義的東西，如果打起仗來，把延安搞掉，就要哇哇叫，雞飛狗走，那時候，諸子百家就都會出來的，不僅將來不會有光明的前途，搞不好張家也要獨立，王家也要獨立，那就不得了。（《毛主席關於整頓三風的講話》1942年4月20日）

毛澤東的這些想法，目標是針對當時黨內嚴重存在的教條主義、主觀主義而來，而採用的辦法，又是他一貫喜歡的辦法，即透過群眾運動的辦法，來暴露各級領導幹部的問題，用毛澤東思想統一全黨的思想和行動。延安整風對於奪取中國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勝利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1942年6月２日，整風運動的最高領導機構“中共中央總學習委員會”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康生為副”，毛澤東對康生說：“實際工作由你做”。“總學委”下設4個分割槽學習委員會，中央文委系統由周揚負責。

康生在動員報告中強調發揚民主，大膽講話，提倡出牆報，批評領導，對錯誤觀點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