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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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情況立即引起了政治局同志的普遍關注。“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在一些領導幹部中，本來對這幫文人的作為就早已不滿，在對敵情的估計日趨嚴重的情況下，抓住其中的代表人物王實味，狠批狠鬥一番，就成為一種當然的選擇了。

毛澤東決定把王實味的文章作為反面教材印發各單位討論，不僅要組織反駁，而且要聯絡檢查壞分子，把考察思想問題與組織問題結合起來。這樣一來，問題就變得複雜和嚴重起來了。　同仇敵愾批判王實味　從5月底開始到6月上旬，中央研究院正式召開批判王實味的大會。在這期間，王實味早已向組織交待過的過去曾與“託派”

分子密切往來的歷史被當做新問題揭發出來，於是王實味立即變成了最兇惡的階級敵人。王實味被定了三項罪名：反黨分子、託匪和國民黨探子（特務），後又被定為“五人反黨集團”頭目。此時的毛澤東對王實味等人的態度也發生了質的變化。他開始懷疑，整風以來，有許多人表現出對延安的不滿，誰能保證其中沒有張實味、李實味？“醫大、中研院、民族學院、延大、科學院、魯藝、西北局、邊區政府，都有可能暗藏的有敵人”。因此，對“過去參加過派別活動的老的壞分子也要加以考察，對於意識不好的分子也要加以注意”，因為這些人一旦時機適合，常常站在反黨的方面。特別要注意那些站在擁護黨的方面，實際上暗中進行反黨活動的人。（《毛澤東年譜》第388頁）在後來，在整風運動發展為審幹運動、“搶救失足者運動”的高潮中，毛澤東在1943年10月19日《解放日報》上全文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時，對敵情的估計就更嚴重了，加進了一些原來講話時沒有的話。如說在中國，除了封建文藝、資產階級文藝、漢奸文藝之外，還一種“特務文藝”；在文藝界黨員中，除了思想上沒有入黨的人以外，還有一批更壞的人，“就是組織上加入的也是日本黨、汪精衛黨、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特務黨，但是他們鑽進了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的組織，掛著‘黨員’和‘革命者’的招牌。”（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62－263頁）

11 從整風審幹到“搶救運動”（3）

當時，王實味問題成為轟動延安的一件大事。延安文藝界立即緊跟，於6月15日至18日連續四天舉行座談會，批判王實味的錯誤思想。與會作家40餘人，當地文藝界的同志大都參加了這次大會，可謂規模空前。丁玲、周揚、塞克為大會主席團。會上一致表示了對王實味的憤恨和批駁，有些同志還作了自我批評。會議結束時由丁玲作了總結，延安“文抗”理事會決定開除王實味的會籍。

此時的延安文化界對於王實味已是同仇敵愾，重要人物名流學者，如范文瀾、張如心、羅邁、艾思奇、艾青、丁玲、劉雪葦、周文等等，紛紛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批判文章。丁玲說，王實味的問題“是反黨的思想和反黨的行為”，是利用了青年的不滿和文藝家感到自己不被瞭解，而“進行他的反黨反階級的陰謀活動”，並且作自我批評說，自己寫的《三八節有感》；“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說話，而沒有站在全黨的立場說話”，“只指出了某些黑點，而忘記了肯定光明的前途”，是犯了“片面的看問題”的錯誤。（丁玲：《文藝界對王實味應有的態度及反省》，1942年6月16日《解放日報》）艾青也說，“王實味不僅是我們思想上的敵人，同時也是我們政治上的敵人。他的工作，是從思想上政治上破壞我們的隊伍，有利於法西斯強盜侵略中國的工作。”（艾青：《現實不容歪曲》，1942年6月24日《解放日報》）

在這樣一種火辣辣的激烈的鬥爭氣氛中，周揚的《王實味的文藝觀與我們的文藝觀》出爐了。此文發表於1942年7月28、29日《解放日報》，此時，批王已近尾聲，卻正值“搶救失足者運動”

的高潮之中。周揚在文章後面的“作者附記”簡要敘述了批判王實味的全過程，並說自己寫作此文的意圖是著重從文藝理論方面對王實味的錯誤進行分析和批判。毛澤東對周揚的這篇文章十分重視，親自動手作了修改。1982年7月21日，周揚曾對參與編輯他的文集的同志這樣說，批判王實味的文章是毛主席改的，為改這篇文章，政治局會議都停下來了，文章中很厲害的話是他加的，我也覺得好。

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究竟作了哪些重要修改，現在不得而知。只有一點是清楚的，1980年9月周揚在中央黨校的一次報告中在談到文藝與政治的關係問題時說：“我在延安的時候寫了一篇評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