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

第16部分 (第2/4頁)

到延安來的都是進步青年，可是為什麼在外面，在你們中間混進那麼多壞人特務？”駱文很驚詫，辯解說：“這不是事實。”他請求周揚讓他講點自己的情況，周揚表示“可以講講，可以不要顧慮”。於是，駱文講了他在重慶幾次見到周恩來，最後又是周恩來安排他到延安。周揚聽後問：“這麼說你不是國民黨？”

駱文說：“如果我是，我就不來邊區了。”說完，駱文情不自禁望了望床上小兒，周揚說：“不會凍著的。”邊說邊用被角把小傢伙搭上，又問：“那麼，你沒有什麼事要坦白交待？”駱文說：“我已經講了多次實情。”接著又大著膽子說：“周揚同志，您早年在上海呆過，也接觸過進步青年，也一定了解他們……”周揚聽了“嗯”了一聲，什麼也沒說。最後，周揚囑咐他“反正正確對待運動，抱著孩子好好下山。”駱文說，周揚同他的談話，對他的事“固然沒有圓滿的句號，但他的態度是很好的。他決沒有胡亂的整人。而且，明顯看得出，他對青年，他對運動在思索。”（參看駱文：《延安時代，他總在思考探索》，《憶周揚》第65、66、67頁）周揚不是那種存心整人的人，但在那種勢不得已的情勢之下，要讓他挺身而出，抵抗“搶救運動”，力主正義，他也做不到。這樣，不論是整人的一方，還是被整的一方，都可以從各自的立場和感受出發對他提出這樣那樣的指責，或者說他政治上鬥爭性不強，不能揪出更多的“敵人”，或者說他不能使更多的人得到保護等等，就毫不奇怪了。

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毛澤東召開文藝座談會以後，周揚建議上級把少數作家暫時從中央黨校三部和魯藝調出，住到“創作之家”，集中精力寫出體現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文藝作品。這體現了他在那樣一種突出思想整頓、檢查、批判、鬥爭的情況下仍然注重創作的努力。在得到上級的同意後，周揚挑選了艾青夫婦、塞克夫婦、楊朔、高長虹等非黨作家，還有從蘇聯回來的蕭三，以及周而復等。

這些作家在“搶救運動”中倖免於難，專心寫作，有些人果然不負所望，寫出了優秀作品。

這一年年底，延安審幹工作轉入甄別階段。毛澤東說：對搞錯的同志，均應予以平反。對延審幹工作中出現的偏差，他主動承擔了責任，並多次向受到錯誤傷害的同志“脫帽鞠躬”，“賠禮道歉”。

周揚在他所管的範圍內，也作了甄別的工作，也賠禮道歉，不必細說。且說“文革”結束之後，周揚出獄，駱文前去探望周揚。

一見面，周揚就說：“在延安你們委屈了，這全由我負責。”駱文說：“我們有時頂，態度也不夠好。不過事情過去很久了。”他永遠不會忘記周揚在延安同他的那次談話，周揚的品格深深地銘刻在他的記憶中。在當時那種情況下，不胡亂整人，能做到這一點，就不失為一個好人，天理良心，人們也就可以諒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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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1）

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和“文藝為工農兵服務”方向的確立　毛澤東在延安整風學習階段，除了抓了對王實味的批判之外，另外一件大事，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了。

按照中央的分工，文藝界的整風由毛澤東分管。毛澤東作為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革命領袖，同時又是一個文學造詣極深的人，他對文藝在革命事業中的作用極為重視，他把文化軍隊和拿槍的軍隊看做是革命不可缺少的兩支軍隊。

由於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視和提倡，由於全民抗戰熱潮的推動和文藝工作者的努力，延安各根據地的文藝運動獲得了蓬勃的發展，群眾文化生活日益活躍。但由於當時大多數文藝家來自大城市，還沒有完成從小資產階級到無產階級的轉化，對革命根據地的生活還不適應，因此，他們在思想上的一些弱點便突出地暴露了出來。對這些問題，當時的一份檔案曾作了這樣的概括：在“政治與藝術的關係問題”上，有人想把藝術放在政治之上，或者主張脫離政治。在“作家的立場觀點問題”上，有人以為作家可以不要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或者以為有了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就會妨礙創作。在“寫光明寫黑暗問題”上，有人主張對抗戰與革命應“暴露黑暗”，寫光明就是“公式主義（所謂歌功頌德）”，現在還是“雜文時代”。從這些思想出發，於是在“文化與黨的關係問題，黨員作家與黨的關係問題，作家與實際生活問題，作家與工農結合問題，提高與普及問題，都發生嚴重的爭論；作家內部的糾紛，作家與其他的方面的糾紛也是層出不窮。”（1943年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