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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從整風審幹到“搶救運動”(4)
周揚在這篇文章中圍繞文藝與政治、人性與階級性、寫光明還是寫黑暗對王實味展開批判。文章沒有忘記文藝有它特殊的手段,特殊的方法,特殊的過程,但著重強調的則是藝術服從於政治,服從於###的需要,根本問題是解決同工農大眾密切聯絡的問題。文章否定人性,強調階級性,認為歷來的文藝,不是描寫這一階級的人性,就是描寫那一階級的人性,從來也沒有描寫所謂超階級的人性的文藝。在6年前,他在評價曹禺的劇作時已經認識到“能夠動搖這個基礎(指周樸園的社會基礎),徹底毀壞封建勢力,把人性解放出來的就只有下層人民”(《周揚文集》第1卷204頁)。
如今在這樣一種氣氛之下,他又重新墜入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批判第三種人時的窠臼,根本否定有人性的存在了。這些論點,不論是正確的方面還是錯誤的方面,積極的方面還是消極的方面,顯然都與貫徹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有關。
1943年4月13日,中共中央釋出《關於繼續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明確規定繼續開展普遍的整風運動的任務主要有兩項:一是糾正幹部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二是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在實際工作中,由於對敵情估計過於嚴重,一時搞得“特務如麻”。7月15日,康生作《搶救失足者》動員報告後,更出現了相當普遍地大搞“逼供信”的過火斗爭,使整風運動的審幹工作變成了搶救失足者運動,單在延安地區十幾天內就駭人聽聞地揪出所謂特務分子1400多人。(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 主編金衝及:《毛澤東傳》,中央文獻出版社,1893-1949,第652、653頁)
延安文藝界比較有名的人物,當時大體上分為兩個部分參加整風,魯藝是一個點,主要是魯藝的師生員工,其他文藝家則集中到中央黨校三部參加整風與搶救運動。魯藝在周揚的主持下,整風和搶救運動控制得還算較好,雖也有個別死人現象發生,但總的來看,衝擊還不是很大,而中央黨校則是搶救運動的重災區,文藝家們在那裡被整得死去活來,吃了不少苦頭。
周揚在魯藝主持大會,動員大家坦白交待檢舉揭發,一時風聲鶴唳,全校前前後後共揪出“特務”近60名,絕大部分人都成了“特務”。別看周揚在會上例行公事,神色俱厲,實際上對到底有沒有這麼多特務,心中也不無懷疑。他曾不無調侃地笑著對別人說:“我過去是特務學校校長,現在是反省院院長。”當年魯藝挖出的一個“特務”駱文以親身經歷真實地反映了周揚在“搶救運動”
中的心態。駱文原是南京國立戲劇學校的進步學生,曾參加左翼劇聯,後經周恩來批准和安排由重慶來到延安。“搶救運動”開始後,他也被隔離審查,只因愛人因病住院,他要照看一歲的孩子,領導特許他呆在家中。1942年的一個冬夜,周揚派人通知駱文到他的住處去談話。駱文用小棉被裹著嬰兒去了。周揚讓他把孩子放在床上,然後問他:“緊張嗎?”駱文回答:“開始有些緊張,現在好些了。”
周揚又問:“你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