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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2日黨務廣播：《關於延安對文化人的工作的經驗介紹》；《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根據地》文獻卷下第449－450頁）
毛澤東認為文藝界存在的問題非解決不可，在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前，他做了大量的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工作。他花了很多時間，找作家蕭軍、歐陽山、草明、艾青、舒群、劉白羽、何其芳、丁玲、羅烽等談話，交換意見，並委託他們幫他蒐集文藝界提出的各種意見和材料。他同“文抗”的作家們座談過，也同魯藝的教員們座談過。周揚在會上作過一個比較長的發言。
經過幾個月的調查，毛澤東摸清了情況，決定召開文藝座談會，來解決存在的問題。
文藝座談會於5月2日開始舉行，23日結束，被邀請與會的文藝工作者連同中央和有關部門的負責人共100多人。會議各抒己見，氣氛十分熱烈。有的作家在會上說自己不但要做中國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作家，又說魯迅一直是革命的，並沒有什麼轉變，還說自己是從來不寫歌功頌德的文章的。會議結束時，朱德總司令在發言中針對這些觀點談了自己的看法，他說：“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農兵，中國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要由工農兵群眾批准。”不要怕談“轉變”立場、思想，“豈但有轉變，而且是投降。我是一個從舊軍人出身的人。我就是投降共產黨的。我認為共產黨好，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我到上海找黨，沒有解決參加黨的問題，後來到德國，才入了黨。我投入無產階級，並不是想來當總司令，後來打仗多了，大家看我幹得還可以，才推我當總司令的。”“共產黨、八路軍，就是有功有德，為什麼不該歌，不該頌呢？”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
的詩句，現在的韓荊州是誰呢？就是工農兵。朱老總的發言深入淺出，生動有力，很受文藝家們的歡迎。毛澤東在最後作結論時說，朱總司令講得很好，他已經作了結論。毛澤東從文藝為什麼人服務和如何服務的根本問題出發，就文藝和政治的關係，文藝的源和流的關係，普及和提高的關係，以及文藝的批評標準，文藝界的統一戰線等許多重大問題，發表了系統的意見。根據他這次講話，以及數天之後在整風高階學習組和魯藝關於文藝問題的講話整理而成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揭開了中國革命文藝運動史上的新篇章。
《講話》的主要貢獻和歷史功績是：一、繼承了五四文學革命以來我國革命文藝運動的優良傳統，總結了我國革命文藝運動的歷史經驗，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明確地提出了文藝為人民大眾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系統地闡釋了文藝為群眾和如何為群眾這個根本問題。二、從文藝的規律和特點出發，著重指出文學藝術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反映，革命文藝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生活是文學藝術的惟一的源泉。革命文藝家必須深入到人民的生活中去，首先是工農兵生活中去，深入到惟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透過深入人民群眾的生活和鬥爭，熟悉人民大眾，獲取充足的生活源泉，這是創作革命文藝的基礎和前提。三、無產階級和人民的文藝家必須站在無產階級和人民的立場上反映生活，要在實際上而不是口頭上解決立場問題。革命文藝家要在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同時，學習社會，解決思想感情的轉變問題，這樣才能寫出反映人民群眾生活、為人民所需要的作品。《講話》的這些基本精神無疑是完全正確的，不僅在當時以及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文學藝術事業的發展中起了重大的指導作用，而且在今後也仍將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當然，由於抗日戰爭時期階級鬥爭尖銳、緊張、複雜的特定歷史條件，也由於當時認識水平的侷限，長期的實踐證明，《講話》中關於文藝“服從於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從屬、服從或服務於政治的提法；關於把文藝作品的政治觀點、社會觀點、哲學觀點、藝術觀點等等在內的多方面的思想內容，簡單地歸結為作品的政治觀點、政治傾向性，並且把政治標準作為衡量作品的第一標準的提法；關於在階級社會里“只有帶著階級性的人性”，把具有社會性的人性完全歸結為人的階級性的提法；關於把反對國民黨統治而來到延安，但自身還帶有許多小資產階級習氣的作家同國民黨相比較、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相提並論的提法，這些互相關連的提法，雖然有它們產生的一定的歷史原因，但究竟是不確切的，並且對於建國以來的文藝的發展產生了不利的影響。（參看胡喬木：《當前思想戰線的若干問題》，《三中全會以來》下第943—944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