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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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通取消。遍地衛星，就沒有衛星了。這是毛澤東首次明確提到民歌運動的失誤。４月初，毛澤東在上海召開的八屆七中全會上的講話中再次講到，在藝術上，周揚同志告訴我，舞臺藝術要給觀眾留餘地，不要把話說盡了，把一切動作做盡了。等看完這個戲後，人們在那裡想一想，在那裡發議論，這是成功的戲。我看不僅戲劇是這樣，文學也是這樣，小說也是這樣，作詩也是這樣。

22 在“大躍進”年代（5）

那個時候，毛澤東經常打電話讓周揚去，在民歌之類的問題上，毛澤東與周揚之間也許有過意見交流。周揚對人人寫詩、放詩歌衛星的問題，敢於在毛澤東公開講話之前半年多的時間中力挽狂瀾，並且能夠提到生產力標準的高度來加以認識，在如何對待文化和經濟的關係上可謂有相當的理論深度。

在毛澤東於３月４日講話之後，周揚去廣州考察工作，講到民歌運動問題，公開見之於3月27日《光明日報》的是以下這樣一段話：“去年群眾在文化革命上所表現出來的積極性是很高的，群眾創作的成績是驚人的。我們要十分愛護群眾的這種積極性，並加以正確的引導；而不要濫用群眾的積極性，如機械規定任務，要求群眾每人一定要寫多少篇，要求人人能歌善舞，能寫能畫。我們要積極鼓勵群眾創作，但一切群眾的業餘文化活動，都應當依據群眾的需要和自願的原則。”這些公開發表的文字，比起上面講到他內部的那些講話來，抹去了不少稜角，平淡多了，但意思還是清楚的。　“普及愈廣愈好，尖端愈高愈好”　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包括普及和提高兩個方面的任務。在周揚看來，所謂普及，最基本的就要人人能讀能寫，不是人人能編、人人能唱、人人能舞。如果人民還沒有提高到人人能讀能寫這種程度，他就是站在政治之外的。他說，所謂普及工作，第一，就是要給群眾讀物；第二，就是群眾有戲和電影看，有音樂聽，有豐富的精神生活；第三，才是開展群眾業餘文藝活動。群眾對文化生活的需要，一是學文化受教育，二是欣賞娛樂的需要，三才是創作的需要。文藝工作者給群眾提供好戲、好書、好電影，這是文藝工作者的責任，也是群眾的權利。這是普及工作的主要方面，把群眾創作作為普及的標準是不對的。周揚說，我們的普及和提高是“一元論”不是“二元論”。普及和提高的問題，也就是基礎和尖端的問題。文學的普及的基礎要堅固，愈大愈好，愈廣愈好；同時又要提高，要有尖端，要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攀登高峰，尖端愈高愈好。

周揚一向認為，對於藝術作品，主要不是要求數量多，更重要的是要求質量高。怎樣才能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周揚認為首先要解決文藝和政治的關係，其次要解決藝術內部的關係，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問題。他說，我們的文藝應當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工農兵和勞動人民服務，這是確定不移的。但是又不能把藝術服務、服從政治理解得太狹隘、太簡單了。1958年下半年到1959年春，他在各種場合反覆講，政治是一個很廣泛的概念，藝術為政治服務的道路也是很寬廣的。他甚至這樣說：“藝術為政治服務，主要是表現人們的精神和心理狀態，幫助人們培養正確的進步的思想感情，克服錯誤的落後的思想感情，除此之外，可以說藝術為政治服務就沒有什麼別的要求了。”（《周揚文集》第3卷第76頁）要求藝術反映每一個政治運動，那就是把政治看得太狹隘了。文學有很多種功能，人們的精神需要各不相同。“我們的文藝作品是產品，我們要了解‘市場’的需要，要根據群眾的愛好，而不能強迫推銷。

同時，我們也不能把群眾的精神需要了解得太狹隘，即使在一個人身上，他的精神需要也是因時而異，有時需要一點鼓動性的東西，有時又需要一點輕鬆愉快的東西。”他勞動累了，需要一些使人愉快的東西，看看輕鬆的戲，看看荷花舞。毛主席就不大喜歡看情節緊張的電影，他工作已經夠緊張得了，再給他看緊張的東西，就不能完全滿足他的需要了。“無視人們各種不同的需要，在藝術創作上表現得很狹隘，那對文學藝術的發展是不利的。”（同上，第80頁）

為了給創作開闢一條廣闊的路，周揚首次提出了“直接服務”和“間接服務”的概念。他說：“我們需要直接為當時當地服務的東西，也需要間接的和比較長遠的東西，一個直接，一個間接，一個當時，一個長遠，但都是服務。”（同上，第78頁）這一觀點，為幫助人們擺脫在文藝與政治關係上的狹隘的和簡單的理解，開闊了思路。　。　想看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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