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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大躍進”年代（4）
周揚的這番話在當時自然不足以阻止“左”的思潮發展。1958年10月召開的全國文化行政會議提出，群眾文化活動要做到：“人人能讀書，人人能寫詩，人人看電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畫畫，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創作。”還有什麼“全民鬧創作，生產猛躍進”，“寫中心，畫中心，唱中心”，“中心要啥，文化工作搞啥”等等。在“左”的東西已經形成氣候的情況下，人們是很不容易一下明白過來扭轉過來的。
在1958和1959年，周揚出差和講話次數特別多。他所到之處，不論是在蘇州、武漢、河北、北京、廣東、上海等地調研，還是出席各種有關會議，他都要講演一番，一方面熱情肯定“大躍進”的成績，一方面注意糾正“大躍進”中出現的偏差，對文化建設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議。
1958年８月，周揚在河北省委宣傳部召開的全省文藝理論工作會議上說：“馬克思主義認為：文化、教育、科學都要為革命的政治服務，為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服務，凡是有利於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就是好的，反之，就是壞的。”（《周揚文集》第３卷第34頁）這一年冬，他在北京大學作的題為《建設馬克思主義的美學》的講演中，對政治作了一個新解釋，他說：“大家一心一德搞建設，這就是政治，一切都要服從這一政治”。周揚的這些重要觀點，同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鄧小平、黨中央提出的生產力標準的問題，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一切都要服務於經濟建設這個中心的問題，如出一轍，儘管沒有後來講的那樣透徹、完備和充分。
1959年2月12日，周揚在宣傳工作座談會上說，文化搞得太多要亡國的。現在有些做法，值得檢查。文化要紮根到群眾中去，但要有正確的方針。第一要有利於發展生產。發展群眾文化是滿足群眾需要，是為了發展生產。工人、農民要在生產上放衛星，不是在文藝上放衛星。文化配合生產，為生產讓路，是積極的。不是生產為文化服務，是文化為生產服務，不是群眾為文化服務，而是文化為群眾服務。在思想上，文化應當是先鋒，在事業上，文化應當讓路。群眾的需要首先是教育，其次才是文化。要把最好的東西給群眾，群眾首先要看戲，不是首先自己演戲。提倡人人能寫詩、人人能畫畫、人人能表演……是不愛惜民力，不愛惜天才。
1４日，他在河北省、市文藝領導幹部座談會上又說，什麼是群眾的需要？一是生產，二是教育，三是透過文藝受教育，四是透過文藝得到休息和娛樂。群眾主要是搞生產，這是個方針問題。對群眾文化工作提那些過大的口號，就會走向歪路。給群眾好詩、好畫、好歌、好戲是文藝工作者的義務，群眾有權利提出這個要求。
要群眾自己去寫，這是他的自願、現在有些誇大，群眾寫了一首好詩，叫他寫10首，你可以鼓勵他這一首好詩，他自己願意的話還可以多寫，但你不能規定他寫多少首詩，你沒有這個權利。現在把這種關係搞得不那麼清楚，解釋得有些狹隘。
20日，他在創作工作座談會上再一次指出：“有些文化部門提出了一些不恰當的要求，那是不好的。比如群眾會寫詩、繪畫、唱歌、演戲，這很好，我們應該去輔導和幫助他們，但不能因此要求人人會寫、會畫、會唱、會演。……既不可能，也無必要，而這樣過分要求的結果，勢必使創作妨礙群眾的正業，群眾的正業是生產，包括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我們不贊成群眾放衛星，因為這樣衛星滿天飛，把衛星弄得庸俗化。蘇聯好不容易才放了幾個衛星，那裡來那麼多的衛星？再說真是滿天飛的話，也不成其為衛星了。所以，作為政策層層佈置下去放衛星是不好的，這勢必使文藝不是去配合生產而走向妨礙生產。”（《周揚文集》第3卷第8２、８４頁）
在周揚這次講話半個月之後，即3月4日，毛澤東在鄭州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叫每個人都寫詩，幾億農民要寫多少詩，那怎麼行？這違反辯證法。辯證法是一步步地發展，質變要有一個過程，怎麼會有今年內每個人要寫多少詩呢？放體育衛星、詩歌衛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