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懷明如煙如火話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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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進”年代（6）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周揚更幾乎是逢會必講。他說：“藝術應該有多樣性，藝術不但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就是採用相同形式的作家，也都有各不相同的風格，這恐怕是藝術生產的特點。藝術的多樣性是藝術發展的最根本的東西，同時對服務政治也是有利的。我們要發揮藝術的多樣性，不用行政方式肯定哪種東西高，哪種東西低。藝術的高低決定於作品的思想水平和藝術水平，形式和題材不是主要的。”（同上，第79頁）1958年３月２日，他在蘇州市委宣傳文教幹部大會上的報告中談到山水畫能不能為社會主義服務時說，我們提倡反映當前的鬥爭，但是不要限制它的題材，人物畫當然很好，山水畫也好。山水畫得好，看起來賞心悅目，一樣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在題材問題上，不要有那麼多的戒條。他在1958年４月同杭州市越劇團和浙江紹劇團演員的談話中提出了“兩條腿走路”的劇目政策，認為“表現新時代和繼承老傳統不能偏廢”，“一方面提倡戲曲反映現代生活，一方面重視傳統，一方面鼓勵創造新劇目，一方面繼續整理、改編舊有劇目，雙管齊下，既儲存了好的傳統，又發展了新的東西。”（《戲劇一定要表現新的群眾時代——記周揚同志和演員們的一次談話》；《戲劇報》1958年第9期）由於當時正在“大躍進”的風頭上，周揚的這個正確主張很難實現，時隔３個月，“戲曲表現現代生活座談會”就提出了“以現代劇目為綱”的口號，並要求在３年內爭取大多數劇種和劇團的上演劇目中現代劇目的比例分別達到20％至50％。（《以現代劇目為綱——戲曲表現現代生活座談會確定戲曲工作方針》，《戲劇報》1958年第15期）面對種種對於藝術與政治關係的簡單、狹隘的理解，1959年2月，周揚在多次會議上強調，只要在政治上不反對社會主義，或者說不反對共產黨，其他都是自由的。他竭力主張各種文藝形式都要發展，擴大品種，提高質量，藝術為政治服務的路子開得越廣越好。他說，在一個時期強調一種東西是可以的，但不應當把一種東西強調到排斥其他東西的程度。寫現代題材，還是寫歷史題材？主要當然是寫現代題材，但也不必強調到獨佔的地位。現代戲，傳統戲，還是不定比例為好。詩歌也以不定民歌為主為好。

萬能的形式是沒有的。作家各人寫各人熟悉的，決不給作家出他不熟悉的題目去創作，在題材、形式、風格、體裁等方面，允許自由發展。1959年3月25日，他在廣州文化學術界作的題目為《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問題》的報告中，揮灑自如地說：“讚揚的作品要，批評的作品也要；大型的作品要，中小型的作品也要；進行曲要，抒情曲也要；現代的要，傳統的也要；民歌要，自由體的詩也要。

只有一條，要為社會主義服務。要使人民看了你的作品鼓足幹勁，興高采烈；而不是看了你的作品洩氣甚至灰心喪氣。在這樣一個大原則下，大家願意搞什麼品種就搞什麼品種，願意選擇什麼題材就選擇什麼題材，領導上是不應該干涉的。作為領導來說，只是及時地提出那方面做的還不夠就可以了。”４月他在上海市委宣傳部召開的文藝界的一個會議上再一次說，創作是現代好，還是傳統好，要看藝術形式。現代的、歷史的人物都要，不要在這方面比高低，而是在藝術性、思想性上比高低。

在1958年教育革命中，高等院校“拔白旗插紅旗”，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師生關係比較緊張。周揚從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角度，多次講到要建立正確的師生關係，師生合作共同促進學術的發展。

1958年11月，周揚在北京大學講課，在談到師生關係時說，在學術問題上，還是要允許和歡迎不同意見來辯論。學生第一要感謝先生，因為是先生教了你許多知識，才使你有批評先生的能力；第二，還要歡迎先生反批評。學生批評先生，先生對好的意見接受，不同的意見可以反駁。1959年１月，周揚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把這個問題展開，文采飛揚地說，去年高校以青年教師和學生為主力軍，展開全面的學術批判，成績很大。“北大、師大、人大出了不少書，搞了3本文學史，非常令人興奮。前幾年出了一個李希凡，主席很高興，去年出了許多個李希凡，而且比李希凡還要高明。一個李希凡，批判了俞平伯。現在許多個李希凡，批判許多個俞平伯，年輕人起來，使人看出希望，這是好事情，使人高興。……當前有一個特點，就是受批判的人不作聲，當然前面有一段風雨，這些人低頭是必要的，但是他們不作聲就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