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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監是尚書省的附屬機關，但它具有完全的獨立性。一、國子監，隸屬禮部，即國立京師大學，設六個學系：國子學系、太學系、四門學系、律學系、算學系、書學系，每學系有若干教授（博士）。二、將作監，隸屬工部，負責政府重大土木建設工程。三、軍器監，隸屬兵部，就是兵工廠。四、都水監，也隸屬工部，負責水利建設工程。
最後，我們敘述行政中樞，即甲級機構的“三省”；尚書、中書二省，是三世紀曹魏帝國的舊制，不過尚書省所屬六部的權力，更為擴大，實質上已完全代替了九卿，他們的職掌在下表中已加說明。六世紀北魏帝國和南梁帝國時，又在這二省之外增加門下省——因它設在宮門之下而得名。於是中央政府遂成為三省，具有下列的編制：
三省職權的劃分：中書省釋出命令，門下省審查命令，尚書省執行命令。普通情形下，諸宰相在設於中書省的政事堂，舉行會議，由中書舍人（中書省專門委員）先用書面寫出各人的意見，送呈中書令，徵求同意，然後提出會議，由會議作成決定，奏報皇帝。皇帝批准後，再交中書省，用皇帝名義，釋出詔書。在釋出之前，必須送門下省審查，門下省認為不合適時，可以拒絕副署，詔書缺少副署，依法即不能頒佈，而給事中且有把詔書退回（封敕）的特權。如果門下省沒有異議，則副署之後，即成為國家正式法令，交由尚書省執行。整個帝國政令，在這種方式下運轉。
三省職掌的劃分，十分有趣，卻也十分無聊，它只不過是皇權一權的瑣碎分配、實質上中書省只是皇帝私人的秘書室，門下省只是皇帝私人的收友室。看它們的官屬，無論官稱和職務，幾乎完全相同，只好勉強用“左”、“右”予以區分。只有尚書省有其存在價值，但沒有像國會之類或像羅馬元老院之類會議性質的制衡機構。中國傳統文化中缺少人權思想，政治思想中缺少民主思想，再多的農民暴動或民變政變，因缺少這兩大思想的最高指導原則，所以始終無法產生代議政治或其他任何種類的民意機構。
三省首長是當然宰相，但因李世民大帝曾經擔任過尚書令的緣故，大臣們不便於再稱這個官號，尚書省遂一直由副首長尚書僕射（執行長）代理首長，成為當然宰相之一。除此之外，其他官員——大多是中書、門下二省副首長（侍郎）或六部首長（尚書），皇帝命他“參知政事”、“同平章事”、“同中書門下三品”時，同樣也是宰相。所以宰相名額，總在三人以上，而以聲望最高的一人為首相，不過並沒有首相名義，他只有影響力，而沒有法定權力。諸宰相除了定期會議外，還要定期在政事堂共同進餐，以便有更多的時間會商國事。
唐王朝的學校制度和考試製度，影響中國一千三百年之久。
學校的設立是中國古老的傳統，但大分裂時代中，各獨立王國因軍費不足，往往停頓。上世紀（六）國家統一，學校教育也隨之復興。唐政府帶給人民安定，學校教育更趨發達。各州有州立學校（州學），各縣有縣立學校（縣學）。首都長安有三個高等教育機構：一是前述的隸屬於尚書省禮部的“國子監”，即國立京師大學。二是隸屬於門下省的“弘文館”，即政府主辦的普通貴族大學。三是隸屬於皇太子宮的“崇文館”，即皇太子主辦的高階貴族大學。後二校學生限定必須具備某種資格，如皇族近親、皇后或皇太后近親，或宰相的兒子，一品以上高階官員的兒子，才能入學。只有國子監大學，低階官員的兒子或平民出身的學生，才可以就讀。李世民大帝在位時，常常去國子監視察，使學校教育更受到重視，當時學生人數已達三千餘人。東方高句麗王國、新羅王國、百濟王國、渤海王國、日本帝國；西方高昌王國。後來還有吐蕃王國以及南方南詔王國，都有大批留學生前來受課，成為世界上最可觀的高等學府。
學校所用教科書，當然限於儒家學派的《五經》。因為對《五經》的解釋，各學者互不相同，唐政府指定國子監大學校長（國子祭酒）孔穎達，組織一個委員會，對《五經》的解釋，重新確定，出版《五經正義》，共有下列九書——因之世俗有時也索性稱之為“九經’：
經過唐政府的核定頒佈，這九本書遂成為學校的標準本教科書，無論研讀或考試，或其他任何情形下涉及《五經》時，都以此《正義本》為標準。這是一個統一思想的基本措施，儒家學派的思想領域，再被縮小。學生們在學校研究《九經》，只要能搞通其中一經，即由唐政府授予官職。
學校教育的發達，促使科舉制度的發達。上世紀（六）隋王朝統一全國後，對門第世家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