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皇帝朱元璋二十講

第18部分 (第2/4頁)

軍事大權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

齊民以刑，不若以禮

朱元璋平定武昌後，就開始議定律令。吳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命李善長為律令總裁官，參知政事楊憲、傅瓛、御史中丞劉基、翰林學士陶安等22人為議律官，討論和制訂法令。朱元璋對他們說：“法貴簡當，使人易曉。”法律以簡明準確為貴，這樣容易理解，容易掌握。“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吏得因緣為奸，非法意也”。如果法律條文太多，對同樣的案情解釋不一，處罰可輕可重，那些“吏”就會鑽法律的空子，利用法律的漏洞做壞事。他為什麼要提“吏”呢？因為以前沒有律師，也沒有專門教授法律的學校，常常是各衙門的吏掌握法律，瞭解法令的細節。而處理具體案件，官員要依靠吏員。法律規定不明確，吏員就會鑽空子。有時，一字可以使人生，一字可以置人死，這些刀筆吏是很厲害的。所以，法律要規定得十分明確，不能怎麼解釋都行，讓人鑽空子。但朱元璋也反對法律規定得過嚴過細。他說：“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網密了，水裡大魚小魚都被打上來；法太嚴了，老百姓動不動就犯法，沒有一個不犯法的好人了。他要求“卿等悉心參究，日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官員們要仔細認真研究討論，每天把擬議的條目報告給他，他要親自斟酌議定。

此後，他常常在西樓召見各位官員坐下來研究法律，斟酌輕重，討論立意。到年底，律令編制完成，一共有令一百四十五條，律二百八十五條。朱元璋擔心百姓一時不能全部瞭解，就命令大理卿周楨等就法律中規定的民間應該履行的內容，分類編輯、解釋，成為一部書《律令直解》，頒發到全國各地。朱元璋看到新書印製完成，大為高興，說：“吾民可以寡過矣！”他認為透過普遍宣傳，百姓瞭解了法律規定，就可以少犯錯誤了。

明朝建立後，朱元璋仍然重視法律建設。他命令儒臣四人和司法官員一起為他講解《唐律》，每天講二十條。洪武六年，奉朱元璋之命編成的《律令憲綱》頒發給各個衙門。這年冬天，朱元璋下令刑部尚書劉惟謙詳細編制《大明律》。刑部每上奏一篇，朱元璋就把它貼在宮殿的兩廡，親自斟酌裁定。到洪武七年（1374年）二月，《大明律》編制完成，翰林學士宋濂在進表中說：《大明律》的篇目一準於《唐律》，“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一共六百零六條，分為三十卷。到洪武九年，朱元璋看《大明律》還有不盡妥當之處，又命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汪廣洋等進行修訂。以後，斷斷續續的修訂一直延續到洪武三十年。《明史》說：“慮久而精，一代法始定。”《大明律》成為明代最基本的法典，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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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節：第十一講　禮樂政刑，把天下管起來（3）

中國人重視禮。禮是等級和秩序的規範，是武力和刑罰的補充。有時，禮的作用被強調，它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禮在穩定社會秩序、改善風俗上甚至比法律和行政命令還管用。所以孔子說：“齊民以刑，不若以禮。”

中國曆代帝王都聲稱受有天命，得天命者得天下。皇帝是奉天承運才能夠做的。所以皇帝十分重視上天的態度，時時要與上天溝通。與上天溝通的辦法就是祭祀。因此，祭祀的禮儀是十分重要的。所以，《尚書》中又說：“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朱元璋身邊有這麼多儒者，他們瞭解古往今來的歷史，深知禮的重要。所以，當他的政權有了一定規模時，他就開始了制禮作樂。《明史？禮志》說：“明太祖初定天下，他務未遑，首開禮樂二局，廣徵耆儒，分曹討究。”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命令中書省、翰林院、太常寺擬定祀典，禮部官員和儒臣也彙集歷代的典禮儀式，於洪武三年編成了《大明集禮》，內容包括傳統的五禮，即吉、嘉、賓、軍、兇五類禮儀，又增加了冠服、車輅、儀仗、鹵簿、宗學、音樂等等。當時議定禮制，集中了大批人才，有李善長、傅換、宋濂、詹同、陶安、劉基、魏觀、崔亮、牛諒、陶凱、朱升、樂韶鳳、李原名等大儒，還召集全國各地的所謂“高潔博雅之士”徐一夔、梁寅、牛子諒等等來到京城共同編修禮書。洪武三十年間，所編的禮書有《孝慈錄》、《洪武禮制》、《禮儀定式》、《諸司職掌》、《稽古定製》、《國朝製作》、《大禮要義》、《皇明禮制》、《大明禮制》、《洪武禮法》、《禮制集要》、《禮制節文》、《太常集禮》、《禮書》等等，可見朱元璋對禮制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