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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家的樹似的。裡面住著的幾個人都是小商販，有很臭的一股腳臭味。我就在那住了一夜，心想，我到北京來幹嗎了，我不是為了過這種生活的，於是第二天早上我就買了張票迴天津了。第二次進北京，也以失敗告終。
第三次就到了一九九五年的時候，我前思後想，既然乾的是這行，喜歡上這行，我就希望去北京這個城市。如果不去的話，我在天津，過普通人的生活，娶妻生子，找個單位上班，我也能做得到。但可能老了之後會後悔，也許有八十歲的那一天，對著孫子，指著電視裡面人說：你看這人當時跟爺爺差不多，我要是能進北京我可比他都強。孫子可能會說我，你早幹嗎去了。為了不使自己以後後悔，我決定鋌而走險，再去一次北京，這次再去，抱著破釜沉舟力爭成功的心態，走之前我也想了，我能幹什麼？我能說相聲，我會說書，我會說長篇單口相聲，會唱戲，京劇評劇河北梆子我都會唱，而且我還不只是清唱，而是化好妝穿上服裝正式唱大戲，我能唱幾十出。我想了又想，最起碼餓不死我吧。於是我又來到北京。
在一九九五年左右到的北京，來了將近一年多比較困惑，沒什麼正事可幹，什麼苦都吃過，當時出門在外，也是報喜不報憂，永遠不跟家裡說不好之類的，怕父母惦記，只說好，各種苦處只有自己心裡明白。
一九九六年的時候，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路過一個小茶館，在北京南城，看到一些小孩在說相聲，都是些十四五歲不超過十七八歲的小孩，其中有一位就是後來給我捧哏的王玥波。我也不自覺地加入到他們當中，一起說開了，當時無非也是和他們一起說著玩。沒想到觀眾們居然都很喜歡我們說的傳統相聲，沒有多長時間這個小茶館居然就賣滿了，而且滿到屋裡坐滿了，那門窗都開著，邊上都坐著人，觀眾在外面聽著呢。這倒是給了我一個啟發，相聲原來沒死啊，不至於象人們說的那樣傳統相聲不能說了，沒有人聽了，與時代脫節了。誰說的這些話？這是觀眾們說的麼？不是。這是有些個相聲演員自個兒說的！人家觀眾沒說這話啊。於是我覺得相聲還是有希望的，可能是從那一刻開始，我就想到了要把相聲重新放到劇場裡面去表演。
天橋有樂園
當時的我，不象今天。今天無論是從財力上、物力上、人力上，我們都比較方便，在當時自身難保的情況下，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找一地方說相聲。茶館後來又搬家，我們也跟著搬過去演了一段時間，後來那茶館關門了，我們也失去了一塊陣地。
那時這一年多的經歷，讓我感覺相聲是可以在劇場中活下去的，所以說讓相聲迴歸劇場是我們提出來的理念。但後來也有人跟我們爭，但那是別人的事情，我們是從九六年以後一直這麼堅持下來的。可能有人2004年，甚至有人1902年說這麼說過，但那是別人家的事，我們就是這麼一直做著的。
之後，我們就選擇北京小劇場，這其實是一個挺困難的事情。直到今天我們中國劇場都有問題，為什麼呢，經過那段時間的計劃經濟，很多劇場不參與到市場競爭當中去，只是在停頓狀態，全國的劇場都如此，他們只是等著有人來包劇場，你演出掙錢如何如何他不管，你開會進這個劇場，你演出進這個劇場，一場分他多少錢，他成為了一個坐地收賬的單位了，不象過去，演什麼節目，劇場都幫著一起經營，請什麼演員，劇場也都參與的，到時再一起分賬。現在都沒有了，都這樣。所以我們到劇場去的時候，一場要兩千塊錢，當時對我們來說是個天文數字。你一場票賣不了兩千塊錢。所以這很困難。
這十年當中我們演了很多劇場，廣德樓，北京中和戲院，北京華勝天橋，天橋樂茶園……大小劇場我們演了一批，就這麼陸續演了過來。當時有這麼一個困難，譬如我們在中和戲院演出，開始不行。我們這一行有個說法叫“靠地”，就是把這個地“靠”出來，在這地頭上站穩腳跟。在這演了三個月，觀眾也越來越多，知道的有那麼一批人了，固定的能有二百多人。可突然間劇場對我說，不能再演了，他這地方要做別的事情了。那我就只能換地方了。換地方過程當中，有很多損失。剛剛把觀眾積聚起來，我們這一走，辛苦培育起來了觀眾群就又散了。當時我也不可能做廣告啊宣傳什麼的。不做廣告宣傳可能也是北京德雲社十年來的一大特點，現在我們知道了要透過媒體讓更多的人知道我們，劇團離不開媒體的支援，可當時我們也想這麼做也做不起來，我們壓根就沒有這個能力。
堅持了十年之後，2006年春節大批的媒體湧入，那會也確實不是我們請的。當然我們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