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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當時只是情不自禁，觀眾們情緒也激動不已。
這幾場演出，我還是比較滿意的。之後，大批的媒體就如潮水般湧入了。有來自全國範圍內的，包括港澳臺，以及馬來西亞、新加坡、美國、法國、英國的，多到記不清楚究竟有多少，無數家媒體來報道。有意思的是，什麼《國土資源報》啊一些實在和相聲不挨邊的都來了，《寵物雜誌》居然還要我上一個封面！那時正可謂天下盡說郭德綱，開啟大小報紙都是，每天都有，我和德雲社的火熱儼然成了一個文化現象和媒體公眾話題。
在此期間，《鳳凰衛視》找到我們要做一個專訪，要我談談相聲的現狀以及德雲社的發展，包括我們對相聲理解是什麼樣子的。我這人說話比較直，當時一些話在圈內外引起了很大的轟動，有不少人支援我，但也有更多的人罵我。
春節前，大年二十九的時候，鳳凰衛視又錄了一個專場演出。他們在大年三十就趕後期製作，初一立馬就開始播。估計也從來沒有哪個電視臺對相聲有過如此長篇幅的播報，想來這也是個不大不小的奇蹟了。而且這個節目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影響到很多人。後來有一次我和周華健一起吃飯，周華健居然還能繪聲繪色地模仿其中的很多包袱給他媽講，《我這一輩子》如何如何，當然我也是透過這場節目和周華健交上了朋友。
2006年，我們度過了一個沸沸揚揚的春節。春節之後，這種熱浪有增無減，但是我們已經隱隱約約感覺有些不對勁了。首先是我自己覺得很疲憊，因為每來一位記者都是這麼問，問你這十年的發展如何如何。剛開始說的時候我還是比較有興趣地介紹一下，但是說多了，我自己都覺得沒意思了。因為大家都知道了幹嗎還非得再要我講一遍呢，而且說多了之後大家都煩了，膩了。我也不願意象苦命的祥林嫂似的一遍遍去講，後來就索性有意識地開始迴避媒體。再到後來我就乾脆正面對大家說，讓我休息一段時間，這也就是當時網上所謂的“閉關”——我先閉關吧，我沒有時間老談這些，很多弄了一半的作品沒空接著創作、排練。每次在劇場一演完，好幾十位記者都在後臺等著了。當然這些個媒體的朋友也都不容易，也是為了宣傳報道我們，可是我實在是不太喜歡說這些話了——後來乾脆就謝絕了，不再接受媒體採訪了。
在這個不接受採訪的過程中，也出現了有人告我，一些負面新聞也出來了，有的一直持續到今天，有些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也就煙消雲散了。這也很正常，就跟我在雲南拍戲時趙本山老師跟我談的那樣，你這要記住了，你紅之後，人們的心態不好，憑什麼你能紅，而他不能？於是都說些個廢話，這是一種病態的心理，你要讓他們有一個接受的過程，這裡面有一個自己恢復自己調整的階段。回過頭來想想，這也是很有道理的。所以我們現在對這些也不是很在意，心態依然很平和，任你媒體猛如虎。
三次進京
一九九五年我又來到了北京，這是我三次進京。第一次進北京是在一九八八年，當時我是在全國總工會文工會說唱團，大概十六七歲的樣子，根本什麼都不懂，就跟著混。當時腦子裡想我什麼時候能當上相聲大腕，這是那時的真實想法，很功利。
後來因為學潮動亂，我從全總文工團出來，又回了天津。回想當時的我談不上什麼藝術水平，比不會好一點，如此而己，臺上很一般。今年春節後，我有一次在一個酒店吃飯，酒店的一位名譽老總是當年全總文工團的團長，老團長退休之後到這裡來兼一個職，無意中遇上了，先是碰到我太太，他說：我一定要問一問你先生郭德綱是不是當年在全總文工團的那個郭德綱。我夫人就樂了，可能是吧。老團長頓時滿臉愧疚，說：我一定要找一個機會跟郭先生一起吃頓飯，我是我們團的罪人，我怎麼能把這麼一個人才放走。沒過多久，我們就安排在一起坐著吃了頓飯。老團長再三敬酒，我就說你不用這樣，當初的我的確一分錢不值，我離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這是我第一次進京。
一九九四年又到北京去過一次，這次進京恐怕只呆了十幾天，因為漫無目的，只是想著到北京去，去幹嗎、去找誰都沒想好，呆了幾天後到處瞎撞，也沒有什麼頭緒。印象很深的是有一天在民族宮大戲院看演出，之後從戲院出來，晚上十一點多順著長安街由西往東地走，一直走到了前門大石院。當時我還穿著雙很新的鞋，不適合步行，腳後跟都磨破了，一步都走不了，乾脆把鞋跟都踩下去，踩蹋了接著走。終於走到一個小旅館，在那住下來，一晚上十八塊錢。那旅館的屋很破，屋後面還有樹，就跟貧嘴張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