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難,我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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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又打電話來啊？煩不煩啊你，管你什麼破雜誌，我不想接受採訪……”說罷，“啪”地關了電話。可我是個不到黃河心不死、也是一個很在意人格尊嚴的人。於是，我又撥通了騰格兒的電話，我說：“騰格兒老師，您怎麼不聽我把話說完呢？這樣，好像不太禮貌吧？”令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騰格兒居然破口大罵：“你是什麼東西？我為什麼要對你講禮貌？去你媽的！”

“啪”，電話又關了。我又氣又委屈，拿著電話的手在發抖，剛剛涉足記者生涯的我怎麼也沒想到，在螢幕上那麼風度翩翩、那麼受人敬重的著名歌星竟然如此粗暴無禮，缺乏教養。我深吸一口氣，再次拿起電話，撥通之後，我沒等對方開口，就說：“騰格兒，我尊重你，才決定採訪你！可你是個沒素質、沒教養的人，太不值得我尊重了——去你媽的！”“啪”，不等對方說話，我先把電話掛了。好歹出了一口氣，心裡多少有些暢快！

還有一次，我打了中央電視臺軍事頻道一個資深編導的耳光。我和這個傢伙是在採訪1998年那場特大洪水的時候認識的。在武漢，我們還在某舟橋旅部隊一起吃過飯，也算是朋友。有次我到北京出差後，這傢伙趁介紹一位名人給我採訪的機會，想在車裡對我非禮，我情急之下，賞了他一耳光。這傢伙被我打愣了，也許他沒想過我會如此反應，也許他從來沒吃過女人的耳光，他愣了半晌，恨恨地對我說：“還從來沒女人敢對老子這樣！臭娘們，算你狠！但老子警告你，你休想在北京採訪到名人！”

面對如此無恥囂張的嘴臉，我氣得咬牙切齒。但理智告訴我不能再得寸進尺了，畢竟在人家的地盤上。我下了他的車，屈辱和委屈的淚水這才掉下來，我才知道，這份看似風光的職業背後，也隱藏著難言的辛酸。

但我不後悔打出的那一耳光，和尊嚴、人格比起來，能不能採訪到名人，發不發稿子都不重要了。

有些人，你給他臉，他不要臉，那就給他耳光吧！

好在，這種遭遇並不太多。大部分的出差組稿還都是比較順利的。每個月，我和所有同事一樣，有二十天在編輯部裡編稿子，有十天在外組稿。像鳥兒一樣，有規律地出去覓食，再返回來交任務。每隻鳥兒都那麼勤奮，爭先恐後。

從1999年開始，我的發稿量開始平穩，每期保持在兩篇左右，在編輯中屬於中上，偶爾也會發一篇或三篇，極少被剃“光頭”。偶爾被剃一次“光頭”，就會痛苦不堪，倒不是因為影響到收入，而是羞愧。就覺得對不起主任，對不起主編，更對不起自己。

漸漸地，我開啟了工作局面，成了雜誌社的骨幹編輯。

也許是因為自己出身貧苦，我對社會上的弱視群體猶為關注。在《知音》雜誌社的6年多時間裡，我為被歹徒殘害的小姐妹奔走呼號過；為身陷冤獄的無辜百姓撰文吶喊過；為身患絕症的不幸生命尋求幫助過；為流落街頭的打工仔慷慨解囊過……

1999年夏天，中央電視臺《記錄片之窗》節目組又來到武漢，採訪了我到《知音》之後的一些經歷。從社長、總編到主任和同事，每個人對我的評價都不錯。後來，我在電視中看到，胡總說出了當初錄用我的情況。他說：“其實當初雜誌社決定破例錄用小趙的時候，也是有些猶豫的，畢竟我們雜誌社從來沒有錄用過沒有文憑的編輯。但是，我們看到她曾寫過那麼多的紀實文章，又是我們的得力作者，就想給她一個機會，看她能不能勝任編輯的工作。小趙很能吃苦，也很勤奮，這兩年，進步很大，也給了我們不拘一格求人才的信心。以後我們要是再招聘員工，可能會更注重生活閱歷……”

在後來的很多場合，胡總都對我的成績給予了肯定。有一次，國務委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婦聯主席彭佩雲來《知音》視察，社領導還特意向彭主席介紹了我，彭主席親切地鼓勵我好好工作，再創佳績。那一刻，心裡的激動和溫暖是無與倫比的。

其實，我心裡更多的是感激，如果不是《知音》給我機會，再有采訪，也無法施展。要想成功，天賦和機遇，是缺一不可的。

隨後的採訪接踵而來。電視臺、報紙、雜誌紛紛出動。人們對一個小學畢業的採石女、打工妹能在全國知名的《知音》雜誌社做編輯、記者，表現了濃厚的興趣。因為人物身份和職業的反差太大了，人們想知道，我究竟如何努力，如何獲得今天的成功的。於是，《打工妹成為著名雜誌社編輯記者》、《“小學生編輯”的奮鬥之路》、《我變天鵝這九年》、《天地一漂萍》、《從採石女到名刊編輯》等標題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