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苦難,我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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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起彼伏。每天，我都會接到數十封來信，有打工姐妹寫來的，有大中學生寫來的，有為人父母者寫來的，還有是高牆囚子寫來的。還有兩封信，居然是美國寫來的。原來，他們是看了中央電視臺國際頻道對我節目的轉播。所有的信，幾乎無一例外表達了對我挑戰命運的欽佩和崇敬。

其中，有封信是位武漢留學生寫給我的，他說看到在自己的家鄉發生了這樣一件事情，十分興奮，他把信寫給了他的父母，然後又讓父母給我轉寄了過來。這位留美學生在信中說：“雖然我是個留學生，比你的文憑高了許多倍，但我還是覺得不如你，你在逆境中拼搏向上的精神是我所沒有的，你的吃苦耐勞、積極樂觀的精神是我沒有的。我很難想象，如果我出身在你那樣的家庭，那樣的身世，我會怎樣度過一生……”

在所有來信中，最令我觸動，並一直保持著聯絡的，是東北鐵嶺市某監獄一個叫劉樹濤的年輕死緩犯人。當他在電視上看到我的故事後，立即給我寫信。他說他在犯案前，也是個文學愛好者，經常寫點短文，往當地的報社投稿。有一次，他因為哥們意氣，幫人打架，失手將人砍死，年輕的人生從此被顛覆。身陷囹圄的他非常絕望，希望我能幫他走出心靈泥淖。

那是我第一次接觸死刑犯人。這封信在我手中感覺沉甸甸的。我不忍心把它丟進垃圾箱，我想了想，還是給他回了信，信中無非是鼓勵他好好改造等等，同時我還寄去了一本《知音》。沒想到，第二個月，劉樹濤又寫來了信，還在信中夾了篇習作，希望我指導他寫作。

說實話，那時我忙得連自己的稿子都是爭分奪秒地在編，哪有時間為一個犯人指點寫作啊！但我又不忍心讓一顆希望的心面對失望，只好硬著頭皮給他回信，鼓勵他多讀多寫，並告訴他我會幫助他發表作品。

劉樹濤越發努力。他在辦《醒報》的同時，不僅自己撰寫稿件，還帶動起監獄其他犯人們展開了讀書寫作的良好風氣。他每期都把刊發著他作品的報紙一份份寄給我，向我報喜，向我展示他每一個進步。

2000年秋天，劉樹濤給我寫來一篇文章——《知音，給了我光榮和夢想》，我看他文筆流暢，寫得情真意切，就編輯送審了。隨後，這篇發表在了《知音》上，他得到了一千多元稿費。後來他告訴我，他把稿費全部捐給了當地的失學兒童。這事，還被當地的媒體報道了。

後來，因為積極改造，表現突出，劉樹濤被接二連三地減刑。每次獲得減刑或嘉獎，他都會寫信給我報喜。每次接到他的喜訊，我都感到由衷欣慰。我個人的成功是微弱而渺小的，而榜樣的能量卻是巨大的。

在我所有的採訪物件裡，我對一個叫阮魏旦的女孩始終懷著一顆悲憫之心，也為自己心有餘而力不足感到難過。這個浙江女孩19歲那年患了“右股骨下端骨肉瘤”，即骨癌，父母怕牢命傷財，索性將她遺棄在醫院裡，從此不聞不問。就在阿旦快要絕望的時候，一個默默喜歡著她的男孩子馮樂明走近她的身邊，從此不離不棄守護在她的病床前，小馮還賣了自己的修摩托車的小攤子，傾家蕩產籌錢為她治病……

1999年，我剛好駐上海《知音》記者站，專門在上海及周邊地區組稿採訪。當我得知這個催人淚下的真情故事後，我立即趕到瑞金醫院採訪了阿旦和阿樂，然後含淚寫下了《愛還年輕啊，怎奈何苦戀歲月風雨飄搖》一文，發表在了《知音》2000年第1期上。這個動人的故事立即藉助《知音》的影響，在社會上掀起了不小的轟動，一顆顆滾燙的愛心向阿旦湧來，一筆筆捐款匯往阿旦所在醫院的賬號……她的病情暫時被控制住了。可是，在此後兩三年間，阿旦的病情一直反覆不定。

2003年2月8日（大年初八），上午9點多鐘，剛剛上班的我接到了阿樂從北京打來的求助電話：“趙老師，我是阿樂啊，阿旦的肺部和腰椎又出現了病灶，我們去年底來到北京人民醫院治療，現在錢都花光了，還欠了醫院四千多元，我們只好出院，住在北京的一個地下室裡，阿旦的情況十分不妙，請你再幫幫我們好嗎？……”

我的心沉了下去，我能怎麼辦呢？《知音》上已經先後刊登過兩次阿旦的故事了，再刊登一次希望不大了，因為《知音》每天都會接到很多求助電話，哪裡能一個個都刊登呼籲呢！

可我又不能見死不救。我只好一邊向《知音》領導彙報阿旦的病情，一邊上網，到我常去的騰訊網站的“燈下文字”論壇，與版主草兒商量，希望利用騰訊在廣大網友中的力量，在網上為不幸的阿丹進行募捐。令我感動的是，我把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