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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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在小說裡發表的見解既非全對，亦非全錯。對於保王黨人的武裝叛亂和殘忍屠殺平民的行為，革命政權只有以眼還眼，這樣才能儲存自身。但也無可諱言，雅各賓黨矯枉過正，存在濫殺現象，這就是為什麼雅各賓黨的專政維持不了多久，連羅伯斯比爾也上了斷頭臺的原因。據馬迪厄的《法國革命史》考證，一七九四年，當局嫌斷頭機行刑太慢，便輔之以炮轟、集體槍斃、沉船，一次就處死幾百人。因此，雨果提出勝利後應實施寬大政策，是針對革命政權的極端政策而發的，具有合理、正確的因素。但戈萬之所以放走朗特納克，是基於這樣的考慮：敵人也能實行人道主義，共和軍就不能實行人道主義嗎？這裡，雨果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的觀點集中表現為這句話：“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

雨果將革命和人道主義割裂開來是錯誤的。革命與人道主義可以統一，而且應該統一起來。就拿資產階級革命來說，這是對罪惡的、不人道的封建制度的清算，而代之以更人道的社會制度；自由、平等、博愛，就是以人道主義為基礎的，比起封建主義的人身依附關係。貴族特權、森嚴的等級制度要前進一大步。然而，在有敵對階級存在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