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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必然與革命政府為敵，再次糾集叛軍，攻打共和軍，屠殺無辜的百姓，犯下非人道的罪行。從效果來說，戈萬放走朗特納克的行動，對人民來說，是不符合人道原則的。以上分析說明，無論雅各賓黨，還是雨果本人，都未能處理好革命與人道的關係問題。
西穆爾丹是作為戈萬的對立面而出現的，雖然他也是一個革命者。小說中，他是革命政府的化身。儘管早先他是教士，但他愛憎分明，他能用嘴去吸一個病人喉部的膿瘡，可他決“不會給國王幹這件事”。他認識到革命的敵人是舊社會，“革命對這個敵人是毫不仁慈的”。然而他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沒有人看見他流過眼淚，他自認為不會犯錯誤，別人無可指摘。他既正直又可怕。他雖然崇高，“可是這種崇高和人是隔絕的，是在懸崖峭壁上的崇高，是灰色的、不親近人的崇高；他的崇高的周圍被懸崖峭壁包圍著。”他忠於雅各賓黨的信條和各項恐怖政策，他向委任於他的國民公會保證：“假如那委託給我的共和黨領袖走錯了一步，我也要判處他死刑。”他屢次警告戈萬：“在我們所處的時代，仁慈可能成為賣國的一種形式。”他的誓言和警告都成了事實。
在判處戈萬死刑之後，他再一次同戈萬交鋒。戈萬縱橫捭闔，暢談他的理想，西穆爾丹無言以對，敗退下來。他承認戈萬的話有道理，但是他不可能改變自己的觀點，內心處於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他有著像箭一樣的盲目的準確性，只對準目標一直飛去。在革命中沒有什麼比直線更可怕的了。西穆爾丹一往直前，這就註定了他的不幸。”他親手處死了自己“精神上的兒子”和學生、他的戰友，最後在痛苦與惶惑中開槍自盡。透過他的悲劇，雨果批判了只講暴力，不講人道，只知盲目執行，不會靈活處置的革命者。
西穆爾丹是有代表意義的、相當真實的一個形象。
作為浪漫派的領袖，雨果的浪漫手法在《九三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現。雨果的一個重要的浪漫手法是將無生命或非人的事物，描繪得如同有生命的物體一樣神奇、動人心魄、令人驚歎。小說開篇對戰艦上大炮的描寫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在這艘名為巨劍號的軍艦上，一尊二十四斤重彈的大炮從炮座上滑脫了，它變成了一頭怪物，它在艦上滾來滾去，旋轉，衝撞，擊破，殺害，殲滅，又像握城錘在任性地撞擊城牆：“這是物質獲得了自由，也可以說這是永恆的奴隸找到了復仇的機會；一切彷彿是隱藏在我們所謂無生命的物體裡的那種惡性突然爆發了出來；它那樣子像是發了脾氣，正在進行一種古怪的神秘的報復；再也沒有比這種無生物的憤怒更無情的了。這個瘋狂的龐然大物有豹子的敏捷，大象的重量，老鼠的靈巧，斧子的堅硬，波浪的突然，閃電的迅速，墳墓的痴聾。它重一萬磅，卻像小孩的皮球似的彈跳起來。……暴風可以停止，颱風會吹過去，斷掉的桅可以換一根，一個漏洞可以堵上，火災可以撲滅；可是對這隻龐大的青銅獸怎麼辦呢？”這門大炮完全解除了軍艦的戰鬥力。雨果豐富的想像力將這個場面描繪得令人歎為觀止。就是在這樣一個悲壯的場面中，朗特納克出現了，顯出他的嚴厲、冷峻和剛毅。這個陰慘慘的、色彩神秘的開場給小說定下了悲劇的調子。雨果就以這樣的筆法，營造出殘酷的、命運捉摸不定的氣氛，具有濃郁的浪漫色彩。雨果認為這種浪漫手法同樣能達到真實，他在小說中說：“流史有真實性，傳奇也有真實性。傳奇的真實和歷史的真實在性質上是不同的。傳奇的真實是在虛構中去反映現實。”浪漫手法與寫實手法是殊途同歸。
眾所周知，雨果是運用對照手法的大師。他在《克倫威爾·序》中曾經指出：“醜在美的旁邊，畸形靠近著優美，五怪藏在崇高背後，美與惡共存，光明與黑暗相伴。”
這條準則始終指導著雨果的創作。《九三年》同樣運用對照手法，不過，這部小說不像《巴黎聖母院》那樣運用人物形體的對照或形體與、心靈的對照。小說三個主要人物的對照表現在思想上：朗特納克性格殘酷無情，頑固不化，具有不達目的不罷休的堅定，也具有成為領袖的威嚴和果敢。他心中並無一絲人道感情，只是在最後才人性復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