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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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人道對人道或非人道。他認為，雅各賓派濫殺無辜，沒有實行人道主義政策，以致垮臺。這一沉思表現在小說結尾。人們歷來對這個結尾爭論不休，難以得出結論，小說的魅力卻很大程度來自於此。從藝術上看，《九三年》的結尾是出人意外的，同時寫得扣人心絃。

叛軍首領、布列塔尼親王朗特納克被圍困在圖爾格城堡，他要求以被他劫走、作為人質的三個小孩來交換，請藍軍司令官戈萬放了他，戈萬斷然拒絕。可是朗特納克得到別人幫助，從地道逃了出來。突然他聽到三個孩子的母親痛苦的喊聲：三個孩子快要被大火吞沒了。朗特納克毅然折回來，冒著危險，救出三個小孩，他自己則落到共和軍手裡。戈萬震驚於朗特納克捨己救人的人道主義精神，思想激烈鬥爭，認為應以人道對待人道，便放走了郎特納克。特派代表西穆爾丹是戈萬小時的老師，他不顧廣大共和軍戰士的哀求，堅決執行“任何軍事領袖如果放走一名捕獲的叛軍便要處以死刑”的法令，鐵面無情地主張送戈萬上斷頭臺。就在戈萬人頭落地的一剎那，他也開槍自殺。

西穆爾丹、戈萬和朗特納克是小說中的三個主要人物，他們之間的糾葛從政治觀點的敵對，轉化而為是否實施人道主義的衝突。雨果認為：“慈悲心是人類共同生活的殘餘，一切人心裡都有，連心腸最硬的人也有。”朗特納克的情況就是這樣，“那個母親的喊聲喚醒他內心的過時的慈悲心，”“他已經走入黑暗之中，再退回到光明裡來。在造成罪行之後，他又自動破壞了那罪行。”對此，戈萬在沉思時發現，“一個英雄從這個惡魔身上跳了出來”，朗特納克不再是殺人者，而是救人者；不再是惡魔，這個拿著屠刀的人變成了“光明的天使”；他贖回了種種野蠻行為，救了自己的靈魂，變成無罪的人。

小說這種戲劇性的變化像異峰突起，使矛盾達到白熱化。如何處置與評價朗特納克和戈萬的行為，構成了人物之間的衝突，也引起讀者不同的看法。毫無疑義，與其說是戈萬在沉思，不如說這是雨果的想法。倘若朗特納克是個一般的保王黨人或一般的叛軍指揮官，他捨身去救三個處在大火包圍中的小孩，那麼這還是可以想像的。令人費解的是，朗特納克是個異常冷酷的人，他出現時曾經毫不憐憫地槍殺藍軍中隨軍的女人，正是他劫走了三個尚不懂事的孩子，作為向共和軍要挾的人質，也正是他要放火燒死他們，準備同歸於盡。試問，這樣鐵石心腸的人，內心怎麼還能容納得下人道主義思想？他怎麼會在一時之間改變本性，產生人道主義？雨果並沒有描繪在這一瞬間，他內心的思想活動，因而讀者也無從理解這一行動的可信性。不能不說，雨果沒有拿出充分的依據去證明這個惡貫滿盈的人（或者說惡魔）是怎麼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所以，朗特納克返回去救三個孩子的行動，只是對作者的“慈悲心連心腸最硬的人也有”這一觀點十分概念化的圖解。

至於戈萬，他的行動倒是描寫得有根有據偽。雨果早有交代，說他在打仗時很堅強，可是過後很軟弱；他待人慈悲為懷，寬恕敵人，保護修女，營救貴族的妻女，釋放俘虜，給教士自由。他的寬大不是無原則的，他曾對西穆爾丹說，他赦免了戰敗後被俘獲的三百個農民，因為這些農民是無知的，但他不會赦免朗特納克，因為朗特納克罪大惡極，即使是他的叔祖也罷。法蘭西才是他的兄長，而朗特納克是祖國的叛徒。他和朗特納克誓不兩立，只能你死我活。然而，他又有一些想法，與他的司令官身份很不相稱。例如，他認為路易十六是一隻被投到獅子堆裡的羊，他想逃命和防衛是很自然的，雖然他一有可能便會咬人。最主要的是，他認為“恐怖政治會報害革命的名譽”，推翻帝制不是要用斷頭臺來代替它，“打掉王冠，但是要保護人頭。革命是和諧，不是恐怖……‘恕’字在我看來是人類語言中最美的一個字……在打仗的時候，我們必須做我們的敵人的敵人，勝利以後，我們就要做他們的兄弟。”這些話為他後來的行動按下了伏筆，雖然是雨果的觀點，但與人物的思想是融合在一起的。

戈萬的行動同雨果對雅各賓派的看法有關，雨果對雅各賓黨的恐怖政治是頗有微詞的。在他的筆下，雅各賓黨三巨頭狂熱多於理智，只知鎮壓，不懂仁政，語言充滿火藥味，渾身散發出平民的粗俗氣息。他們所執行的恐怖政治在一定條件下起了作用，但同時也包含著弊病。戈萬認為對舊世界是要開刀的，然而外科醫生需要冷靜，而不是激烈，“恐怖政治會損害革命的名譽”。共和國不需要一個“怕人的外表”。從這種觀點出發，戈萬放走朗特納克是順理成章的。應該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