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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在論資排輩的傳統氣氛中，我的自我實現、自我追求的工作表現欲受到了強烈的抑制。
自此，我上班不早到一分鐘，下班到點前就收拾妥辦公桌上的檔案。只分配10％的精力用在工作上，90％的精力用在業餘愛好上，如越野摩托車、乒乓球和象棋。
一晃年底。年終總結工作，領導卻覺得我發生了令人欣喜的變化，評價王石變得穩重成熟了，“這樣的人不培養，培養什麼人呢？” 哎呦，努力工作卻受到批評，精力幾乎全用在業餘時間卻得到表揚和賞識，這簡直是莫大的諷刺。我再一次想到了離開。可去哪呢？出國留學還是應聘遠洋公司當海員？
此時，在距離廣州130公里的深圳蛇口開發區，開拓者袁庚提出了“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口號。渾然不覺間，深圳已經成為一個被世界矚目的建築大工地。應國務院、中央軍委的調遣，兩萬名中國人民解放軍基建部隊官兵正日夜兼程奔赴深圳參加基建大會戰。
轉眼1983年春。“牛仔”（原名莊順福，深圳皇崗村村長，王石最早的朋友之一）夫婦帶著打撈的鮮蝦、一箱新奇士橙、一箱加州紅蘋果，來廣州探望我的岳父母。“牛仔”穿著一件臺灣制的淺色夾克，頭髮也光鮮了許多，最稱奇的是“牛仔”村長的夫人燙了個捲髮頭，問她是哪燙的，她只是低頭掩嘴嗤嗤地笑，臉也紅了起來。短短三年時間，深圳到底發生了什麼？
“牛仔”興奮地告訴我們這些廣州人：整個深圳成了大工地，羅湖區的兩座山頭都被剷平了。
“剷下的土方倒進海里？”
“羅湖區是個窪地，剷平山頭填窪地。”
“規劃者很高明啊。”我不禁感嘆。
“牛仔”還說，一些年輕人從香港跑回來，開輛二手的8噸泥頭車（翻斗車）運送工地的泥土，賺的錢比在香港還要多，“呵呵，這樣發展下去，我這支書也好當多了。”
最讓我感興趣的是“牛仔”對駐紮在皇崗村附近的一支基建工程兵部隊的描述：“突然大部隊開進，吃住水電供應都是問題；村裡騰出的土地很有限，施工機械堆放不下，我找到蘆勝海團長，一個很爽快的北方人協調。看到住在簡陋的工棚中的戰士沒有蔬菜，我親自到香港採購去慰問。施工機械很快運到工地施工……”
5年服兵役的生活浮現在腦海裡，一股英雄主義的豪邁氣概從胸中升起，我豁然開朗：應該去深圳特區施展個人的才幹，實現個人的抱負。
這時候，我已經33歲，當過兵，做過工人，在政府機關工作了三年，有一定的閱歷，有一定的信心，更有我所喜歡的《紅與黑》一書中主人翁於連的那種不甘於平庸，以個人之力奮鬥拼搏的野心。
我相信，自己將在深圳實現個人的夢想。
煙塵滾滾的深圳特區
1983年5月7日，我乘廣深鐵路抵達深圳。
來深圳之前，我已經打定主意，到深圳當時最有影響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區發展公司（簡稱特發）謀求發展。
但我做什麼呢？心裡沒一點數。
凡事總要先從瞭解和熟悉情況開始。在走訪了深圳的幾家進出口公司後，我發現深圳最暢銷的進口產品竟然是臺灣產的摺疊傘和日本製造的味之素（味精），只要弄上幾千打折疊傘或半噸味精的批文，就有需求方將錢打過來，這麼做，轉手賺幾萬、十幾萬塊錢沒有問題。但我既沒有選擇做摺疊傘，也沒有跟風去申請味精批文。我想，現在申請批文、訂貨，待交貨時，說不定市場已過剩，供過於求。
一天，乘小巴去蛇口。從深南路拐進蛇口的丁字路口，望見路北一側聳立著幾個高大的白鐵皮金屬罐。在蛇口碼頭邊也見到三座類似的金屬罐。我好奇地向周圍的人打聽，得知是飼料廠的玉米儲藏倉。位於丁字路口的是泰國正大集團、美國大陸穀物公司與深圳養雞公司合資的飼料生產企業—正大康地；依託蛇口碼頭的飼料廠是新加坡遠東集團投資的麵粉加工以及飼料廠—蛇口遠東金錢麵粉飼料企業。
“玉米？廣東不生產玉米啊，這些玉米哪來的？”
“從香港。”
“香港也不產玉米啊？”
再問，得知這些玉米來自美國、泰國和中國東北。
“為什麼廠家不直接從東北採購？”我帶著疑問找到正大康地。接待我的是盧達民先生，個子高高的，戴副眼鏡，說話不緊不慢，潮州口音：“公司也想從東北直接採購，以降低原料成本，只是解決不了運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