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與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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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性的精神

我出生在一個軍人家庭，父親從軍隊轉業後在鄭州鐵路局工作。母親是錫伯族。錫伯族歷史上是個遊牧民族，能征善戰，其中一個分支跋涉兩萬裡，大舉遷徒軍屯伊犁河谷，為保護西北邊疆立下戰功。我一直認為，自己的身上也延續了這種野性的精神和對生命行走的強烈渴求。

登山，是從童年開始的。記得在小學一年級，我還在北京上學。一次春遊，同學們被老師帶領著一起去郊區爬山。班級裡組織了三個小分隊，看哪個小分隊先爬上去，先到的小分隊就是第一名。我就在其中一個小分隊負責看管旗幟，結果，我代表所在的小分隊將旗第一個插到了山頭上。這是我在戶外活動中獲得的第一個榮譽，漸漸地，我開始熱愛上了登山。

少年時代，幾乎每個假期都要帶著弟妹回到位於遼寧山區的外婆家。從鄭州到外婆家需要在兩個地方轉車：北京、錦州。到達遼西山區一個小站後，還需要走8裡的山路。母親把我們交給列車員，其餘的就靠自己去摸索了。

很小年紀，我就是個很好勝的孩子，即使是在外婆家。一次和山裡的孩子一起偷瓜：趁瓜棚裡的看瓜人睡午覺的工夫，大夥“貓”進瓜地摘香瓜。看瓜人醒來發現了我們，其他的孩子都嚇跑了，可我藉著瓜秧隱蔽，一動也沒有動。看瓜人沒有發現我，返回繼續酣睡。我把圓領衫脫下紮成一個口袋，背了整整一口袋香瓜回到孩子們中間。這一次，我就成了村裡的孩子王。

學生時代，我不是一個守紀律的學生，除了數學優異外，其他功課平平，曠課、闖禍，一次爬樹掏老鴰窩下不來，甚至還驚動了消防隊。

初中還沒有畢業，文革爆發了。1968年，我應徵入伍，成為空軍汽車三團的駕駛兵。

6個月的駕駛學習後，我被分配到新疆空九軍汽車營，主要負責在南北疆運送軍械給養。一次在南疆執行運輸任務，途中宿營坐落在陡峭山腳下的三岔口兵站。我見時間尚早，就單獨一個人去登山，本以為晚飯前可以返回，就沒有對任何人打招呼。

天黑了，結果我困在半山腰上下不得，冷餓困凍至第二天凌晨才摸下山。我沒有想到，車隊徹夜尋找失蹤的二班長，以為被逃犯劫持或殺害—附近的勞改場剛剛逃跑兩個重刑犯。

這件事，讓我意識到個人的特立獨行同部隊強調的組織性紀律性並不相容。戈壁風沙彌漫，冬寒夏暑，磨鍊意志的邊塞生活中，我為了調劑漫漫黃沙的單調，便就著大姐寄來的高中課本，熄燈號後蒙在被窩裡自學數理化。這一時期，斯湯達的《紅與黑》、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兒》、薄伽丘的《十日談》、但丁的《神曲》和曹雪芹的《紅樓夢》……也紛紛進入了我的閱讀範圍。

1973年復員回鄭州，我放棄了開車的職業，到鐵路一家工廠去做鍋爐大修工，因為後者有機會選送上大學。一年後，我被選送入蘭州鐵路學院給排水專業。由於我並不是很喜歡所學的專業，就在課餘自學英語和政治經濟學。大學畢業時，已經能夠閱讀狄更斯的《大衛科波菲爾》的原著。

1977年畢業後，我被分配到廣州鐵路局工程五段做技術員。

那時的廣東，正從昔日人們心目中的“化外之地”變成一片生機勃勃的熱土。而每一次時代的變遷，也都會改變無數人的命運，區別只在於改變的早晚。我，就屬於被時代的波浪最早打溼衣襟的那批人。

命運的選擇

時間過得很快。1980年8月26日，全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主持第五屆全國人大第十五次會議，批准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這一天，就是深圳經濟特區的成立日。

也就在1980年，我透過參加招聘，進入廣東省外經委，做招商引資工作。我活躍在春秋兩季的“廣交會”上，經常出入高階賓館，生活方式有點鳥槍換炮的味道。但就在滿懷熱情的忘我工作中，問題出現了。

1982年春季交易會，東方賓館。我同科長安排接待一位重要的廠商，其中有一個環節是外經委主任宴請。宴會上為了調節氣氛，我主動講了一些輕鬆話題活躍氣氛。事情進行得很順利，主任和外商邊吃邊談，顯得自在輕鬆，心情愉快的外商還兩次誇獎“王先生的幹練”，我也不免滿足了兩次小小的虛榮心。

筵席散去，科長卻把我拽到一邊，嚴肅提醒：“你怎麼把主任的風頭都搶去了，還有處長、科長，哪輪到你表現？想想你平時的情況，是不是滋長著一種驕傲自滿的情緒？‘槍打出頭鳥’是不是？要注意啊。”科長一席話語重心長。我無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