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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優雅的風度征服著湖南的思想言論界。第二天，時務學堂在曾忠襄祠舉行公宴熱烈歡迎梁啟超，參加公宴的有黃遵憲、江標等官員與各地方教習、紳士等社會名流。
公宴上，熊希齡致歡迎辭。隨後梁啟超發表演講。演講中，梁大談治學方針，強調“以湘之才，用粵之財”，來拯救中國。這些言論驚天動地，石破天驚，聽者搖頭驚訝，懷疑其可行性，更多的人報以掌聲。根據時務學堂培養人才之要求，梁提出“立志”、“養心”、“治身”、“窮理”等《學約》十章，傳授學習方法，明確學習目的。梁啟超制訂的學約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內容嶄新，說理深透，使學生以天下為己任，求變圖強，成為維新變法的人才。
時務學堂重思考，重實踐，提倡自由討論，學生變得思維活躍，激進，學術氛圍濃厚。梁啟超的到來帶來了萬木草堂的教學方法，使時務學堂成為維新運動人才的搖籃。梁啟超提倡民權、平等、大同之說，發揮保國、保種、保教之義，批評君重民輕之說。大倡反滿革命思想，使一些熱血青年意氣風發，成為維新革命的堅定支持者，大批維新志士從時務學堂走向社會，投入到革命浪潮中。當時，梁私下摘印《明夷待訪記》、《揚州十日記》，把鬥爭矛頭直指專制，直接揭露清朝的血腥罪惡，激起人民的反抗精神。梁啟超當時風華正茂，在時務學堂這個自由的天地裡，肆意地施展自己的抱負，可謂酣暢淋漓。能夠淋漓盡致地宣傳自己的主張，傳播自己的思想，無拘無束地展示才華，這對於梁啟超這樣的人物可是一種可遇不可求的幸福。此時，《湘學報》、《湘報》等開始發行，給梁啟超又一個展示才華的舞臺。
在解答學生的問題時，梁啟超指出強國需要限制君主權利，則需開議會，而議會之開，需廣人才、建學校，即為開民智。“強國以議會為本，議會以學校為本”。這就是中國君主立憲制的雛形。關於服飾問題，梁啟超這樣回答道：“衣服雖末事，然切於近身，故變法未有不變衣服者。” 可見當時梁啟超對改革的急切與徹底。這些使得時務學堂學生思想發生重大改變，極大推動了湖南維新運動的發展。
當時時務學堂的教授還有譚嗣同、唐才常，他們的教學內容一是陸王派的修養論；一是借《公羊》、《孟子》發揮民權的政治論，給學生的觸動不小。開學幾個月後，同學們的思想在不知不覺中就起了劇烈的變化，他們象得了一種新信仰，不獨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地向外宣傳。於是整個湖南譁動，從省城到鄉村，沒有地方不驚之為奇，整個湖南思想界天翻地覆。引起以王先謙為首的守舊派極大恐慌。守舊派指責梁啟超一干謠言惑眾，傷風敗俗，“忤逆連篇累牘，乃知志在謀逆。” 所教之學違背倫理，誤人子弟，不啻為百十俊秀，焚而坑之。在守舊派看來，時務學堂則成了培養邪惡勢力的陣地。
梁啟超在湖南不僅教學於時務學堂，指導各種報社、學會工作，同時也為湖南的維新運動出謀劃策，協助陳寶箴、黃遵憲倡行新政。他認為湖南應辦之事應該在“開民智”、“開紳智”、“開官智”，如果三者能夠實現，則湖南維新大業必定能夠成功。梁啟超把湖南當作一個維新基地來建設，用來實現自己的夢想。1897年，梁啟超上書陳寶箴，勸湖南自立自保，應付他日大難到來，並在《論湖南應辦之事》一文中談論自立後應當著手開辦之事。這當然不能被陳寶箴等接受並採納，並且引起了湖南舊勢力的恐慌。
以王先謙為首的湖南守舊派官僚隨後開始了對梁啟超等的迫害，梁啟超等景況險惡，生命受到威脅。最後時務學堂提調熊希齡不得不辭退中文分教習韓文舉、葉覺邁等人，使他們相繼離開了湖南。不久梁啟超由於大病也不得不離開這片培養維新人才的沃土。此時，西方列強蓄謀瓜分中國，為救國救民，康有為等在北京建立了保國會，揭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
儘管梁啟超他們最終離開了時務學堂，但是時務學堂作為維新運動最重要的標誌之一，它成為了中國第一所以宣傳改革、民主、民權為中心的學校，培養出一批如蔡鍔，秦力山等一批日後中國著名的改革家。梁啟超的汗水澆灌了美麗的花朵。正像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描述的那樣：
自時務學堂、南學會等既開後，湖南民智驟開，士氣大昌，各縣州府私立學校紛紛並
起，小學會尤勝。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愛國相砥礪，以救亡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歲之間，無科第，無官銜，聲名未顯著者，而其數不可算計。自此以往，雖守書者日事遏抑，然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