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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不纏足會，農學會，倡辦女學堂，儼然成為言論界和不纏足會及其他學會的首領，執維新變法輿論之牛耳。嚴復曾經評價梁啟超說“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 1897年6月，梁啟超等人組織了不纏足會，放足運動開始蓬勃發展。不久，入會者絡繹不絕，各地分會如雨後春筍般層出不窮。放足的興起引起了一些人疑義，認為纏足舊習已久，“恐女子不纏足，異日或難於擇配。”梁啟超在《試辦不纏足會簡明章程》中回答了這個問題：
“此會之設，原為纏足之風，本非人情所樂，徒以習俗既久，苟不如此，即難以婚配。故特設創此會，使會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無所顧慮，庶幾流風濺廣，革此澆風。”
不纏足會會務原由汪詒年代理，後因會事迅速發展，會務繁重，而汪處事太多，隨移交大同譯書局，由康廣仁經理，不纏足會得到更大的發展。
不纏足會和各種學會的發展吸引了一些具有新思想的官員，張之洞就是其中一個。他
在7月21日給汪康年和梁啟超的一封信中要求“農學會請附賤名，謹捐贈銀元五百元，已交匯號。”用來竊“維新之貌”。
1897年冬，梁啟超又與經元善在上海高昌廟桂墅裡建造校舍，於第二年夏招收女學
生，成立女學堂，真正“復三代婦學宏規，為大開民智張本，使婦人各得其自有之權。”
可是，《時務報》的繁榮並不能掩蓋其內部的矛盾。由於政治見解不同，梁啟超與汪康年時有摩擦，而黃遵憲與汪康年素有微嫌，爭議不斷。1897年9月，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的《知恥學會序》引起了張之洞的反感，大罵梁狂妄荒謬，禁止該期報刊在其轄地發行，隨後又指使汪康年向梁啟超施加壓力，抑制梁的言論，甚至隨意刪改梁啟超的文章，使得梁無法繼續在此工作下去。與此同時，黃遵憲與汪康年的矛盾更加激烈，受到汪的排擠，被調任湖南鹽法道並代理湖南按察使。就在這時，湖南的維新運動方興未艾，譚嗣同等籌辦時務學堂，黃遵憲賞識梁啟超，於是邀請他出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11月，梁啟超離滬奔湘，開始新的征程，繼續為維新運動培養人才。
隨著梁啟超在時務報的發展，他的思想逐漸完善，特別是沒有康有為的影響，使得梁啟超擺脫了康有為固有思想的束縛，建立起自己的思想體系，獨立登上政治舞臺，擔負起改變中國命運的重任。
時務學堂激風雲
在《中外紀聞》、強學會、《時務報》的宣傳影響下，在湖南長沙周圍聚集了一批愛國維新志士。陳寶箴、熊希齡、譚嗣同、唐才常等一批具有開放思想的官員和知識分子，掀起了維新變法的浪潮。
陳寶箴，自1895年調任湖南巡撫以後，以開化湖南為己任，推行新政，辦新學會、不纏足會，籌辦航運，修建馬路，設立工廠，建立新學堂。陳寶箴接觸過許多西方新思想，新技術，具有一定的維新傾向，較為支援湖南的維新派。1895年的公車上書給他以強烈震撼，康梁的維新思想深深吸引了他。為了傳播新思想，推行新政，陳寶箴甚至用官費訂購《時務報》傳讀於各衙門中間，活躍了湖南政界的思想，使得湖南維新運動不斷高漲，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新氣象。
然而，當時的湖南守舊勢力仍然強大，陳寶箴的新政並非暢通無阻，以王先謙為代表的頑固勢力阻撓改革。為了宣傳封建禮學，王先謙上書時任湖南巡撫的陳寶箴，請求創辦時務學堂。陳寶箴並不瞭解王先謙的本意，為了培養革新人才，推動湖南變法維新，開通湖南風氣，便欣然同意。由於陳寶箴的直接干預和維新高潮的影響，時務學堂成為中西並重的新式學堂。教授工廠企業的管理文化，而且畢業後還可以出國留洋，因此招生規則一經頒佈，學生報名踴躍，一時成為湘江之畔的一道風景。
在這樣的環境下，梁啟超來到了湖南，來到了時務學堂。到湖南之前，康有為等專門到上海和梁啟超商討辦學方針，二者產生了異解，康有為認為應採取“緩進法”，畢竟民智未開，火候過大，會遭到頑固勢力的阻擾。而梁啟超則認為中國已集病甚久，需得猛藥才能醫救，徹底改革，才能喚醒沉睡的民眾。由於康有為的見解並不堅定，因此梁啟超進湘後，激進的教學法引起了轟動。
1897年10月，梁啟超抵達長沙，廣東“神童”、《時務報》主編來到長沙的訊息轟動了湖南各界。蔡鍔、林錫圭等四十名學生聽到後欣喜若狂，湖南官員、各書院師生亦紛紛目睹梁啟超的風采。梁啟超以激進的思想，超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