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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湖南志士之志不可奪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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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維新
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被迫簽訂了《馬關條約》，從此中國社會徹底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大大加劇，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中國危在旦夕，封建官僚卻手足無措。這時，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站了出來，引領起轟轟烈烈的維新變法運動， 開始走上了歷史舞臺。
由於湖南頑固勢力的壓迫，梁啟超不得不離開時務學堂，重新回到上海。1898年春，梁啟超抱病離開湖南，坐上了駛往上海的招商局立村輪。陽春三月，陽光明媚，沿江風景秀麗。輪船駛過，江面泛起一流翠波白沫，上下起伏，不歇的波浪，無盡的江面，碧波盪漾，把梁啟超的思緒帶到了遠方：十歲秀才，十六中舉，拜師康有為，廣結摯友；公車上書、強學會、《時務報》還有時務學堂，自己的每一步都浸潤血汗，以拯救民族為己任。可如今卻要逃離自己一手建立起來的陣地，還惡疾纏身，頑固貴族勢力厚如磐石，難以撼動，猶己所不能為也。四面的山水清新秀美，山歌在峰巒間飛舞，一派欣欣向榮。梁啟超心情為之一震，國雖危難，可國民仍有士氣，自己仍有同路人，自己怎又能向病魔屈服，向頑固官僚示弱呢？
洋輪從身邊飛馳，激起一波憤怒。是的，帝國主義雖強，可中國民心仍在，於是心情為之一緩，飯後與友人約：“吾國人不能捨身救國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非破家不能救國，非殺身不能成仁。目的以救國為第一義，同此義者皆為同志。吾輩不論成敗是非，盡力做將去，萬一失敗，同志殺盡，只留自己一身，此志仍不可滅，仍須盡力進行。” 可見其臨危不懼的豪情和崇高的愛國精神。
回上海後，梁啟超精心養病，品味著平常人生活的甜蜜，這是梁啟超一生中難得的溫馨時光。然而梁啟超不忘國危家難，密切關注著國內外的重大動向，思索著救國之法。
此時，光緒大婚，慈禧太后歸政於帝。光緒面對著江河日下的清廷，決心力挽狂瀾，振興清廷，以免成為亡國之君。他讀過西書，對世界格局有所瞭解，希望能透過變法來避免亡國之災。於是，在其周圍形成了以挽救清廷為核心思想的改革團體，被稱為“帝黨”。而為了捍衛自己權位，爭取利益，頑固派和洋務派聚集在慈禧太后周圍，形成“後黨”，掌握著清朝的實際大權。光緒要變法，自然威脅到他們的利益，於是他們站到了變法的對立面，社會上形成“帝后之爭”的局面。
帝國主義方面，自從《馬關條約》簽訂後，西方列強視中國為刀俎之肉，甕中之鱉，肆意割食，掀起了瓜分中國的狂潮，勢力範圍延伸到中國內地。中國民不聊生，大好江山被帝國主義一掃而空，煤礦、農產品、鐵礦等資源被源源不斷地運往國外。中國陷入了嚴重的民族危機，而清廷上至光緒下到王公大臣都膽戰心驚，束手無策。
在這種嚴峻的形勢下，康有為一邊向光緒進呈《俄彼得變政記》、《日本變政記》，一邊籌劃成立保國會，用來保國、保種、保教。梁啟超當然不能置身事外，應康有為的要求，1898年3月，梁啟超告別妻女，拖著病體，在康廣仁的護送下前往北京，協助康有為推動變法。
梁啟超到京橫後，隨即便以飽滿的熱情投入到轟轟烈烈的維新運動中去了。此時的環境和第一次公車上書的環境相似。同是西方列強侵略高潮，同樣是會試之時，梁啟超這位中國的知名的新知識分子，公車上書的領袖，此時此刻猶如又回到了1985年那激情的時刻：激情的演講，令人難忘的情景，百千舉人會聚一堂，為國家，為民族撒熱血，拋頭顱，如今的景象何其神似。那吠獅般的憤怒，臺灣舉人揪心的血淚，仍在北京上空飄蕩。梁啟超感嘆萬分，決心重現當年盛況，隨即和康有為一起連續發動了三次公車上書。4月初，梁啟超聯合在京舉人百名上書《請變通科舉折》請廢八股取士之制，改應試經濟六科、政治外交，使舉人們熟習農工商政經之學，以適應國際競爭環境和國內維新變法運動的需要。八股乃中國千年來取士之道，廢八股無疑觸動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必然引起守舊勢力的反對與仇視。《戊戌政變記》中的一節這樣描述了當時的情景：
書達於督察院，督察院不代奏，達於總理衙門，總理衙門不代奏。當時會試舉人集輦口下者，將及萬人，皆與八股性命相依，聞啟超等此舉，疾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謠言，幾被毆擊。
可見當時梁啟超處境之危，有人甚至建議僱請保鏢或化裝躲避，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