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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來，而法國亞爾薩斯和洛林兩州人民的愛國熱誠更是讓梁啟超一行熱淚盈眶。想到中國人失去臺灣後，不過三五年就忘之腦後，再無人提起，便倍感痛心，對中國人只有衝動沒有情操的愛國感情產生懷疑，“向法國人這種愛法，真可以令我們反省哩。” 梁啟超同時還旁聽了英國下議院辯論，對英國政治更添好感，議員態度真誠，對反對黨的意見也誠心誠意的尊重，且對自己的主張卻絲毫不放鬆，英國議員的素質讓他對中國議會的狀況感到失望。
這些見聞真可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極富情感的梁啟超常常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動；憤筆疾書；或著文寄往國內的報章雜誌；或致信家人；談自己思想的變化。在給弟弟梁仲策的信中稱：“數月以來；晤種種性質差別之人；聞種種派別錯綜之論；睹種種利害衝突之事；炫以範象通神之圖畫雕刻；摩以迴腸蕩氣之詩歌音樂；環以恢詭蔥鬱之社會狀態；飫以雄偉嬌變之天然風景；以吾之天性富於情感；而志不懈於向上；弟試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知者。吾自覺吾之意境；日在醞釀發酵中；我之靈府必將起一絕大之革命。惟革命產兒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數耳。” 這封信寫於1919年6月9日；清楚地表明梁啟超旅歐剛半年有餘；就受歐洲特定的社會文化所刺激；心靈深處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革命”。不過；仍停留在苦思冥想、“醞釀發酵”的思考階段；難以理出一個頭緒來。此後的半年多；他繼續結合歐洲的現狀和中國的實際；力求尋找新的出路。
但是，歐洲之行最重要的是，梁啟超重新認識到了中國文化的地位。這時的歐洲社會危機四伏，人們精神瀕臨崩潰，西方人文學者開始對文明產生迷惑，深感失望，甚至宣揚世界末日的到來。德國哲學家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在西方學界掀起震動，主張以東方文明來拯救西方文明，悲觀的情緒籠罩著整個西方思想界。在與美國著名記者賽蒙氏閒談時，悲觀的論調讓梁啟超頗為震驚：“唉，可憐，西洋文明已經破產了。我回去就關起大門，等你們中國文明輸進來救拔我們。”梁啟超開始對中國的命運有了新的希望，思想也開始了又一次的轉變。“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和起來成一種新文明。”弘揚中國文化，補救西方文明，也是中國人的責任。借用西方人的方法研究中國的舊學，這也就是“拿西方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的意義”。透過考察西方，梁啟超重新振起了對中國前途的信心，中國文化成為新的媒介，上升到新的歷史高度。
梁啟超徜徉在歐洲各地，遨遊於西方浩渺的知識海洋，吸收著新的思想。而此時，中國國內思想界卻又陷入迷茫：“德成而上藝成為下”與“科學萬能”兩種極端思想氾濫，大多數知識分子需要引進西方文化來拯救國家，但仍然難以割斷與中國文化的感情，徘徊於兩種文化之間，左右搖擺。國人只得把目光又一次聚集在還身在歐洲的梁啟超身上。
梁啟超歸來後，整理歐遊記錄心得，著成《歐遊心影錄》一書，闡述自己的思想，表明自己對科學的立場，提出對待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態度。國人本希望梁啟超能夠為國家指明方向，沒想到他卻與思想文化界陷入了論戰。
歐洲之行，梁啟超得到了一個結論：西方物質文明破產了，而戰爭也同樣證明了過於推重物質文明必然帶來惡果。科學的發展破壞了支撐人們精神世界的宗教和哲學的威力，使人們過分追求物質生活而導致精神空虛，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無情爭鬥。他開始認識到中國文化的燦爛及哲理的深邃，“比世界各國並無遜色”。西方文明擁有許多可貴的進步無可厚非，而完全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盲目崇拜西方則是不必要的。梁啟超在《歐遊心影錄》的首篇中宣傳“科學萬能論”已經破產，對西方文明的進一步認識使他把目光更多地集中在中國傳統文化上。他寫道：“近年來西洋學者，許多想輸入些東方文明，令他們得些調劑。我仔細想來，我們實在是有這個資格的。”正是這種認識使梁啟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有了一個大的轉變，從而使他能夠較全面地看待西方文化。他所說的科學萬能論破產並非指西方文明破產，更不是不要科學，相反，他仍然承認西方文化的長處並表達了對歐洲前途的信心。他斷言：歐洲的文明“是建設在大多數人心理上，好像蓋房子從地腳修起，打了個很結實的樁兒，任憑暴風疾雨，是不會動搖的”。他認為西方文明已經造就了有責任感和創造力的現代國民，因而堅持主張“拿西洋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文明。”
梁啟超要弘揚中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