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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與日本，中國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宣告失敗，梁啟超的努力也毀於一旦。4月24日，梁啟超提前得到訊息，並迅速將其告知國內外交協會，要求“警告政府及國民，嚴責各全權，萬勿署名，以示決心。” 林長民得到電報後，隨即透過外交協會名義決定不簽字，並經總統徐世昌同意，急電巴黎中國代表陸徵祥，若許以山東權利，請全力抗拒。
4月30日，議定證實後，梁啟超立即電告國內。訊息於5月1日在《大陸報》上首先刊出，北京、上海人民的愛國激情異常高漲。5月2日，林長民的《外交警報警告國人》新聞稿在《晨報》上發表，高呼“膠東亡矣！山東亡矣！國不國矣！”“亡國無日，願合四萬萬民眾，誓死圖之！”青年學生和市民的愛國心被激發出來，推動了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
5月3日，北京大學的壁報上貼出了十三所院校學生代表召集緊急會議的通告，當晚，在蔡元培的家中，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醞釀成功了。第二天，北京學生罷課遊行示威，五四運動迅速在全國各大城市爆發開來。
在###的推動下，全國各界紛紛展開各種形式的拒籤條約活動，掀起五四運動熱潮。然而，北京政府一意孤行，竟然向巴黎發出簽字訓令，陸徵祥也準備在合約上簽字。 訊息傳出，舉國震憤。在巴黎梁啟超將訊息告知在巴黎的留學生，舉行抗議。6月28日，合約簽訂的當天，留學生和當地的中國工人包圍中國代表駐地，要求陸徵祥拒絕簽字。陸徵祥等人不敢離開寓所半步，只好向報界發表宣告拒籤合約。這也標誌了五四運動開始的群眾運動勝利結束。 日本的侵略陰謀終於破產。
3月23日，梁啟超關於山東問題的談話在《申報》上發表，“中國代表沒有在巴黎和約上簽字，就是中國的勝利，日本的失敗，今日中國若放棄前功，有辱國家人格，必須抱定‘拒絕直接交涉的決心’”。1920年1月19日，日本又向中國外交部提出山東善後問題，要求與中國政府直接交涉。這一陰謀立即遭到中國人民的堅決抵抗。1921年冬至1922年春，中國參加了華盛頓舉行的9國會議上，終於收回了青島及山東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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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掀思想論潮
辛亥革命後，中國輿論界呈現一副欣欣向榮的景象，在言論自由的旗幟下，各黨各派都紛紛創辦報刊，作為自己的言論基地。這時，報刊如雨後竹筍般層出不窮，《民國雜誌》、《少年中國保》、《民國月刊》等成為其中影響比較大的代表。1915年9月，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誌（1916年9月改名為《新青年》），標誌著新文化運動的到來。而作為中國近代思想啟蒙家的梁啟超當然不會置身世外，成為積極的倡導者、鼓吹者。
1916年8月，梁啟超、湯化龍在北京創辦《晨報》，著重宣傳新文化，塑造蔡鍔式的“新青年”，1919年9月1日，新學會主辦的《解放與改造》（後改名為《改造》）雜誌出版，想從學術思想上謀根本之改造，以為將來新中國的基礎。從此，民主與科學的口號響徹在祖國大地，成為五四運動的旗幟。而以《新青年》為標誌的新一代知識分子成為五四運動的領導者，他們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梁啟超的影響、新思想的啟發。就如蕭公權所說的那樣：“五四運動的領袖幾乎沒有一個不曾因讀了他的文字而得著啟示。”
巴黎和會結束後，梁啟超完成了他作為中國代表團顧問的任務後，繼續留在歐洲，四處遊歷。巴黎數月，流連於風景之中，遊隧道，訪盧梭故居，“曾乘飛機騰空五百基羅米突，曾登最大之天文臺，窺月裡山河，土星光環”；歷機山絕頂觀日出，“彩霞層疊，變幻無朕，少焉一線金光，生於雲頭，若滾邊然，次則大金輪捧初矣。……白雲滿湖，徐徐而散，壯觀又與海上別也”；遊羅馬勝地，“日日與古為徒，幾忘卻尚有現代義大利人矣。每日玩奇披僻，晨出暮歸，亦頗極老瘁”。 梁啟超縱情于山水古蹟之中，靈性普灑天地，執筆而興，“靈府必將起一絕大革命”。
戰後的歐洲一片狼藉，城市中幾乎沒有完整的建築，處處是斷壁殘垣，滿目瘡痍，戰場上滿是破敗的鋼盔、軍服和武器，無數的墳墓和十字架似乎訴說著戰爭的殘酷，“國破山何在，城春草木深。”人類文明的價值何在？戰場上死一般的寂靜讓他毛骨悚然：但覺得四周色是死的，聲是死的，天是死的，地是死的。 最可貴的科學發明給這班野獸一般的人拿起來戕害生靈，荒穢土地。 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梁啟超看到了一種精神：歐洲人從廢墟重新站了起來，把熱情投入到自己家園的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