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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拜訪他，和他說話的時候兒，不斷野蠻的用食指指他，這等官員連官話也不會說，廣東籍的革命黨說起話來更是罪不可恕。甚至，孫中山先生把“人”字都說成“銀”。據說一個回國的留學生，在江蘇省政府的會議上，在中國話裡夾雜上英文字，如but，democracy，so longas。不懂英文的人聽來難受得要死。曾文璞相信確有此種情形，因為一次飯局上，有一個年輕人說話，在他聽來，那個人說的似乎是：“瓦拉，瓦拉，你說的並不是真喀哧夫耳克沙包；昂尼拉拉拉，他的胖頭有，申樹阿拉和你的一樣。”若只按英文部分聽來，上面說的話似乎是：“但是你，看，瓦拉——瓦拉——瓦拉——瓦拉，但是可能。在另一方面他的觀點，基本上瓦拉——瓦拉——拉——拉——拉。”
因為這種緣故，曾姚兩位先生見面時，必須把政治避開不談。時代的改變，使姚思安的思想得以免除約束，得到自由，曾文璞則不與時代有接觸，也不為時代所沾染。他仍然是一位滿清官僚那一套，絲毫不曾改變，與時代是風馬牛不相及，但是仍舊昂然不屈，傲視一切。木蘭深信有朝一日他躺在棺材裡之前，還一定要吩咐給他穿上大清的靴帽袍套那身官服才埋葬呢。
自從他自己離開了政治生涯，誓不肯妥協，他再不勉強蓀亞去從政。他心想蓀亞之不願入官場，一定與木蘭有關係。其實，蓀亞自己也不熱中官場生涯。他從小就看見他父親部下年輕的低階員司的生活。在他的眼裡，那種生活全然沒有老百姓的人情味，不能只憑官銜兒想象做官的氣派。倘若他父親仍然做官，他一定順著抵抗力最少的方向發展，也就去做官。但是他實在是對做官沒有什麼幻想。在做官以前，先要掙扎奮鬥，才能求得那個飯碗兒，那段爭奪就夠可怕的，以後還要掙扎奮鬥保持住那個飯碗兒，那種氣氛是那麼惡劣，那麼陰險，完全的冷酷淡漠，再加上幾分恬不知恥。
一天晚上，蓀亞對木蘭說（這時他對木蘭是又敬又愛）：“妹妹，你知道，我不會做官。好多事情我都不會，做官也當然不會。我不會巴結奉承。你應當看看科長在父親辦公桌兒前面，氣兒都不敢出，過了五分鐘，父親才抬起頭來看他。他的舉止動作和說話的樣子，簡直跟個耗子一樣。不知道的人以為做個科長好神氣，是一個大都會的官員。在外面，他尊嚴神氣，下級都怕他。不過，我告訴你，做官的越是對下級擺出威風嚴厲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在上級之前就越發畏縮，越發像個耗子一樣。這就是諂媚逢迎之輩的求進之道。”木蘭攔住他說：“我懂得。不做官，男人就像年方二九的小姐；做上官，就像撫養嬰兒的兒媳婦了。”
蓀亞聽了木蘭的譬喻，微微一笑說：“妹妹，不過這話也不完全對。雖然你有孩子，二嫂沒有，你還是像她一樣乾淨整齊呀。”
木蘭回答說：“當然那也看人。不過女人若是照顧嬰兒，她總是不應當穿綢裹緞的。錦兒幫忙很大。不過單憑女人出去應酬時穿的衣裳就說她是不是整潔，當然不可靠。錦兒聽素雲的丫鬟說，她們少奶奶的內衣十天也不換一次呢。這種事只有她丈夫和丫鬟才知道。”
蓀亞說：“這就和我跟你說的科長一樣。一個人擺官架子，往往和女人穿應酬的衣裳一樣——你別看底細，單看表面兒，倒還不錯。這就是為什麼我不能諂媚奉承。”
木蘭沉思道：“我想你是不會奉承人的。可是你以後幹什麼呢？”
蓀亞回答說：“我能幹什麼呢？誰都有這個問題。在北京等差事的人真是成千成萬的。都是一無所長，所以只好找官做。你知道我怕官場生活。我以前每天坐在辦公室，閒談，看報，喝茶，在幾件公事上簽名。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大家都是這種態度。父親若是在官場，大概我還會有升遷。若是隻憑我自己，我最後頂多做到一個科長，一輩子向人磕頭作揖，來保持一個位置而已。我是決沒有那種耐性的。野心、權力、成功——這些個都和我無緣。妹妹，我恐怕你是嫁了一個沒有雄心壯志的男人哪。”
木蘭說：“我想咱們也不會捱餓的。你若真這樣兒想，我也不會怪你。我早就看出你厭惡官場。那麼就不要跟官場接近，不要受官場的汙染。我父親常說：”正道而行，邪惡不能侵。‘最好，內衣清白，外穿布衣，也勝似內衣汙穢，外罩綢袍。“
在中國“布衣”是表示遠離功名利祿的隱士生活。木蘭停了停，突然又說：“三哥，我要問你一個問題，你要不加思索，立刻回答。”木蘭有時候兒還叫她丈夫“三哥”，是一種半開玩笑式的稱呼，因為這麼叫可以喚起幼年甜蜜的回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