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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的意思我都明白，但是，我的哀哀之情不能自已，罔極之思亦無方。可承朕命以表衷腸，慎無再拒，勉順施行。”意思說，請你們就接受我的命令不要再拒絕了吧，勉勉強強實施就可以了。在當時，朱厚璁的要求比較簡單，就是不能稱自己的父親為“叔父”。嘉靖元年（1522）三月，世宗朱厚璁勉強接受稱興獻王為興獻帝顯陵“興獻帝”、稱興獻王妃為“興國太后”的做法。議禮諸臣如張璁、霍韜、熊浹等人被以各種理由放到外地去做官，只剩下皇帝一個人與整個文官政府抗衡。
但是，朱厚璁在長達一年的與諸臣接觸中，也許早就明白皇帝之尊貴及專制的力量。所以，嘉靖元年（1522）十二月十一日，皇帝傳諭：“興獻帝、後皆加稱皇字。”也就是要稱興獻帝為“興獻皇帝”，稱興獻太后為“興國皇太后”。但是，毛澄等人堅持“興獻帝不宜加皇號”，抗疏力爭。朱厚璁派太監去見毛澄，向毛澄長跪叩頭。毛澄嚇了一跳。太監說：“這是聖上的意思。聖上說：'人誰沒有父母，為什麼使我不能盡表尊崇父母之情？一定要請你改變主張！'”毛澄憤然說：“老臣雖糊塗，但不能讓禮法在我手上破壞，只有一去不參加議禮罷了！”於是堅持辭去禮部尚書一職。事情到嘉靖三年（1524）正月，又有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疏請求改稱孝宗為皇伯考，稱興獻帝為皇考。這一主張等於是否定了朱厚璁繼嗣孝宗的說法，比當初只要求尊崇親生父親的主張又前進了一步。從而，在朝廷中再掀軒然大波。事情到嘉靖三年（1524）的三月，皇帝與大臣之間達成了和局：尊稱世宗的親生父親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這回皇帝似乎也滿意了，也命張璁等人不要再來北京議禮了。但是，對於張璁和桂萼二人來說，深知當初這樣的議論就犯了眾怒，如果不弄垮反對派，勢必在朝廷無法立足。於是，張璁等人又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說：“稱自己的父親為'本生皇考'，其實還是把自己當作是伯父孝宗皇帝的兒子，與稱自己的父親為'皇叔父'其實沒有多大區別；那些大臣們表面上是尊重了您的意見，其實暗地裡還是割裂了您作為兒子對父親的孝情。”皇帝看了這道奏疏，也不再和大臣們商量了，就下詔：“萼、璁來京。”這個時候，當初反對皇帝最激烈的幾個大臣如毛澄、楊廷和、蔣冕，或者死了，或者致仕回家了。
張璁、桂萼入京，掀起了大禮議的又一個高潮。只不過這一次，是議禮派在皇帝的支援下人數越來越多，完全佔據了上風。據說張璁、桂萼一入京，朱厚璁就授他們為翰林學士。翰林中的其他官員竟然紛紛請求辭職，以表示不願與張璁、桂萼二人同事的決心。嘉靖三年（1524）七月，皇帝命去除“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中的“本生”二字，遂引發了反對皇帝過度尊崇親生父親的哭門事件。楊廷和的兒子楊慎對眾臣說：“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於是，群臣跪伏於左順門，大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朱厚璁命太監傳諭說：“爾等姑退！”但是，群臣到中午時分仍然伏地不起。於是，皇帝命錦衣衛將翰林學士豐熙等8人逮入詔獄。楊慎等人於是撼門大哭，一時“聲震闕庭”。朱厚璁大怒，將五品以下官員馬理等134人逮入詔獄拷訊，四品以上官員姑令待罪。但是，朱厚璁餘怒未息，命將楊慎、張原等糾集者實行廷杖。張原當時即被杖死，楊慎等或削職為民，或充戍邊疆。這件事，當時也稱為“大禮獄”。明代士大夫的風節，在這一事件中表現得非常強烈。但是，這一事件同時也使“衣冠喪氣”，而張璁等人氣勢極為囂張，議禮一事亦沿著議禮諸臣的主張越滑越遠。嘉靖三年（1524）九月，定大禮，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太后張氏為“皇伯母”；稱恭穆獻皇帝為“皇考”，章聖太后為“聖母”。
至此，世宗解決了“誰是我的父親”的問題，明確地表明孝宗朱祐樘只是自己的伯父。但是，正如孟森諷刺的那樣，既然當初反對稱親生父親為皇叔父的理由是“如果稱皇叔，就要講君臣之義”，那麼稱孝宗為皇伯考不是也要講君臣之義嗎，難道要把孝宗當作世宗的臣子嗎？這裡面無疑存在著一個自相矛盾之處。所以，清代人在修《明史》的時候，也總是議論紛紛。為此，學者毛奇齡曾專門寫了一篇《辨定嘉靖大禮議》的文章，從經學的角度專門探討明代人疏於知禮。但是，今天看來，大禮議一事，並無是非曲直，倒是真實地反映了明代皇權的專制力量之強大。後來，議禮一事還不僅停留於此。世宗非但對其生父稱帝稱考，而且稱皇稱宗，乃至超越武宗而配享於明堂。這樣的做法，連張璁等人都覺得有些不對。但是，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