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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簡直是天壤之別。
第八部分：黨的領袖“團結一致，爭取勝利”2
一九七四年三月，王明病逝於莫斯科。
順便提一下那位李德，他在延安擔任軍事學校的教官。當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軍事研究委員會時，他擔任委員。一九三九年秋，周恩來、鄧穎超赴蘇，通知他同坐一架飛機飛往莫斯科，從此他離開了中國。到了蘇聯，李德受到共產國際的批評，不許他再過問中國事務。於是李德棄武從文，在蘇聯外國文學出版社工作。後來，他回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定居，主持把《列寧文集》譯成德文。一九六一年，他當選為德意志民主共和國作家協會第一書記。一九七三年，他寫出回憶錄《中國紀事》，其中有些內容有史料價值，但對毛澤東仍堅持反對立場，稱遵義會議是毛澤東“篡奪黨和軍隊的大權”。
一九七四年八月十五日李德病逝於東德。
凱豐出席了中共“七大”。不久，他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宣傳部長。瀋陽解放後，擔任中共瀋陽市委書記。一九五二年底，凱豐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中央馬列學院院長。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病逝於北京，鄧小平主持了凱豐的追悼大會。
張聞天在中共“七大”當選為政治局委員。一九五○年一月，張聞天被任命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聯合國安理會首席代表。不久，改任駐蘇聯特命全權大使。一九五五年一月回國，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一九五九年，他在廬山會議蒙塵，降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經濟研究所特約研究員。晚年，張聞天寫下富有真知灼見的政治、經濟論稿。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張聞天在聽了關於中共五十五週年誕辰紀念的新聞廣播後，病逝於江蘇無錫。
在中共“七大”召開時，王稼祥因病未出席會議。在選舉中央委員時，作為上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的他，落選了！毛澤東得知後，特地在大會上為他講話。毛澤東說，王稼祥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前後確實犯過“左”傾路線錯誤，但是他後來改正了，他促成了遵義會議的召開，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傳達共產國際指示，起了很大作用。由於中共中央委員的選舉已結束，毛澤東提議把王稼祥作為“候補中央委員的第一名候選人”。這樣，王稼祥當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他遞補為中共中央委員。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王稼祥是首任駐蘇聯特命全權大使，並任外交部副部長。從一九五一年二月起，長期擔任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他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上當選中央委員、書記處書記。在“文革”中，被指責為提倡“三和一少”的“修正主義路線”。一九七四年一月病逝於北京。最讓人意外的是，經毛澤東提議，李立三在中共“七大”被選為中央委員。李立三幾乎成了被遺忘的人物，只是在歷數黨內的機會主義路線時才使人記起他的名字。李立三犯了“立三路線”錯誤，被迫到蘇聯作“檢查”，一“查”就是十五年！內中，有一年零九個月甚至是在監獄中度過！一九四五年，直至郭沫若訪蘇，才見到李立三。李立三思念故國，託他帶信給中共中央，毛澤東這才知道李立三在蘇聯的具體情況。一九四五年歲末，李立三接到蘇共中央聯絡部的通知，才知自己在中共“七大”上仍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並且獲准回國工作，頓時使李立三熱淚縱橫。
李立三回國後，出任中共首席代表，和國民黨方面談判東北問題。不久，擔任中共中央東北局工委書記。一九四九年三月，他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此後，他長期從事全國總工會領導工作。“文革”之初他被造反派指責為“裡通外國”（他的夫人李莎是蘇聯人），於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二日遭迫害而死。至於另一位“左”傾機會主義的代表人物瞿秋白，在長征前夕被留在中央蘇區。正受肺病困擾的他，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在福建上杭遭捕，與他同行的何叔衡當場犧牲。六月十八日，瞿秋白在福建長汀刑場遭殺，年僅三十六歲。雖然瞿秋白無緣參加中共“七大”，但是毛澤東在一九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親筆為《瞿秋白文集》題詞，表達懷念之情：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許多人不瞭解他，或者反對他，但他為人民工作的勇氣並沒有挫下來。他在革命困難的年月裡堅持了英雄立場，寧願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願屈服。他的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儲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腦子想問題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遺集的出版，將有益於青年們，有益於人民的事業，特別是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