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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事業方面。《毛澤東題詞墨跡選》，檔案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至於陳獨秀，雖說他犯了嚴重的右傾錯誤，而且組織黨內反對派，但在一九三七年十月，曾派代表羅漢要求前來延安，表示贊成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毛澤東曾主張團結陳獨秀，但受到王明堅決反對。王明誣指陳獨秀是“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毛澤東也就無法再跟羅漢談什麼了。但是，毛澤東仍拍電報給在西安的林伯渠，要他轉告到達那裡的羅漢：“我們不拒絕與過去犯過錯誤而現在真心悔悟，願意抗日的人聯合，而且竭誠歡迎他們的轉變。”但是，要求陳獨秀公開承認錯誤。此事因陳獨秀不願公開承認錯誤而作罷。
毛澤東在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同中共中央學習組作《如何研究中共黨史》講話時，仍指出：“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歷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由於毛澤東正確地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使中共“七大”達到他預期的“團結一致，爭取勝利”的目的，開成了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開創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
毛澤東在中共“七大”團結了各“山頭”、各派別，算清了中共二十四年來一右三“左”的路線錯誤的賬，使中共以他為核心，“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勝利前進”！此後，僅僅花了四年時間，毛澤東就戰勝了蔣介石，贏得中國大陸的解放，登上天安門城樓大聲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縱觀從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到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二十八年間，一九三五年的遵義會議恰恰是“中點”：前十四年，一右三“左”，一連換了陳獨秀、瞿秋白、李立三、向忠發、王明、博古六任領袖。自從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的領袖地位，後十四年，中共取得了天翻地覆的大勝利。就這個意義上講，歷史選擇了毛澤東！
第八部分：黨的領袖後記 1
本書是“紅色三部曲”的第二部，是《紅色的起點》的續篇。
《紅色的起點》出版後，被《文匯報》、《羊城晚報》、《暢銷書摘》以及香港《明報月刊》、臺灣《傳記文學》等近三十家報紙、雜誌摘載或連載，收到眾多的讀者來信。許多讀者熱忱地鼓勵我繼續寫下去。
《紅色的起點》寫的是“中國有了共產黨”。那麼，接下去該寫什麼呢？不言而喻，應該是“共產黨有了領袖毛澤東”。真巧，就在這時，上海電影製片廠籌拍關於遵義會議的上、下集大型故事片。上海電影製片廠文學部編輯程澤民在我的多年文友孫雄飛陪同下，前來我家，約我寫這一電影劇本。我以為，遵義會議的重要意義，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歷史選擇了毛澤東”。也就是說，“共產黨有了領袖毛澤東”。這一約稿，和我的寫作計劃不謀而合，於是，我也就答應下來。我在完成關於遵義會議的電影劇本《歷史選擇了毛澤東》之後，也完成了同名紀實長篇《歷史選擇了毛澤東》。
毛澤東是中國二十世紀的偉人、巨人。有關他的傳記，從《青年毛澤東》到《晚年毛澤東》，已經有了好多本。本書從領袖史的特殊視角寫毛澤東，是歷史對中共領袖人物的選擇，卻是未曾有過的。我選擇了這樣的角度來寫毛澤東，一方面希望寫出新意，一方面也是希望跟《紅色的起點》銜接——因為在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之後，便急需要選擇正確而成熟的領袖。領袖是黨的旗幟，革命的舵手。列寧曾說：“在歷史上，任何一個階級，如果不推舉出自己的善於組織運動和領導運動的政治領袖和先進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統治地位。”列寧：《我們運動的迫切任務》，《列寧選集》，第一卷，第二百八十六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他又說：“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四卷，第一百五十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領袖的選擇，在誕生不久、尚處於幼年時期的中國共產黨尤為重要。在一定的條件下，領袖決定一切。在毛澤東之前，一右三“左”，即陳獨秀的右傾機會錯誤，瞿秋白的“左”傾盲動錯誤、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和王明、博古的“左”傾教條主義、宗派主義，正是由於領袖的錯誤，才導致黨走上錯誤路線。
正因為這樣，我認為值得從領袖史的角度，去寫毛澤東。
